二、“人生佛教”:从“人本”到“人生”

“六祖革命”所建立的人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特色的形成及其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开辟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宋明时期,中国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并渗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入清以后,汉传佛教走向衰微。辛亥革命后,佛教事业出现复兴迹象,兴起了一股改良运动,中国佛教在思想理论、组织结构和活动形式上开始向近代宗教转化。在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与改良运动中,太虚大师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口号,主张对传统佛教进行改革。

在“教理革命”方面,太虚主张清除两千年来人们附会在佛教上的鬼神迷信内容,反对探讨死后世界,建立了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以代替重“鬼”重“死”的传统佛教。从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太虚的“人生佛教”是对慧能“人本佛教”的继承与发展。人本佛教以人的崇高性代替了佛的至上性,确立了人在佛教中的核心地位;人生佛教不仅重“人”,而且关注人之“生”,与前者相比,更加强调了佛教的现实品格。

太虚之所以建立“人生佛教”,是为纠正传统的“死的佛教”和“鬼的佛教”的理论偏颇。他认为,“向来之佛教,可以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因此,有些信佛者竟希望死后要做个享福的鬼……故即为鬼本位论。”在太虚看来,这种重死重鬼的佛教事实上是本末倒置。因为在佛教看来,人和鬼都属于“众生”的范畴,生前为人,死后为鬼;而死,只不过是生的形态的变化。不了解人,焉能了解鬼?不了解生,焉能了解死?“所以,与其重‘死鬼’,不如重‘人生’。”(同上)太虚的人生佛教是以解决现实人生问题,改善净化人间为起点,以超越现实人生,进入涅槃解脱境界为终归,体现了哲学与宗教、现实与超越、入世与出世的统一。

关于“人生佛教”的基本内容,太虚大师在其《人生佛教问题》、《佛法救世主义》、《即人成佛的真实理论》、《佛法原理与做人》等文章中作为多方面的论述。他首先指出,建立“人生佛教”有两大原则:“一曰契佛理,二曰协时机。非契佛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契时机,则失佛学之用。”就是说,如何建立人生佛教,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佛教,要坚持原则性与适时性的统一,一方面要坚持佛教的基本原理,否则便失其大本;另一方面也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反映时代潮流的变化,否则便失其功用。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太虚认为“人生佛教”应包括三大要义:第一,人生佛教应以“人类”以及人类的“生存发达”为中心,以适应现代文化的人生化的需求;第二,人生佛教应以“为群众”的大乘佛教为中心,以适应现代人生的“群众化”的需求;第三,人生佛教应以“圆渐”的大乘佛教为中心,以适应现代重实证的科学化的需求。

在《人生佛教问题》一文中,太虚大师对“人生佛教”这三大要义作了阐述。从中可以看出:第一,“人生佛教”是为反对“天教”、“鬼教”等具有迷信色彩的佛教而建立的,它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现实生活为中心,具有现世性特点;第二,“人生佛教”是在对传统佛教进行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大乘与小乘之间选择了大乘佛教,在渐修之教与顿悟之教之间选择了渐修之教;第三,“人生佛教”是在适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精神之潮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映了近代以来世界文化思潮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的大趋势。

一句话,人生佛教是适应现代社会人生的需要,以大乘佛教的圆渐法为取向,以为人类求生存与发达为宗旨的现代佛教。如果说从传统佛教到“六祖革命”以后的禅宗新佛教的转变是实现了从佛本到人本的转变,那么从禅宗新佛教到近代“人生佛教”的转变则是实现了从人本到人生的转变。不过,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在强调佛教的现实性和人生性的同时,仍具有明显的出世色彩。针对太虚大师“人生佛教”入世性的不彻底性,一批现代佛学大师和爱国佛学者提出了建立“人间佛教”的主张,这其中以印顺法师和赵朴初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