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从18岁开始亲近虚云老和尚，应该说是一个接受传统禅法的人。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实际来说，没有真正能够很好地在修行上扎实地用功夫。虽然我亲近虚云老和尚前后将近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那时我们一天忙于搬柴运水、打地抛砖、种田博饭，大概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是忙于这样的生活。我记得十六七岁的时候，像我们在座的这些小师父这么大的年纪，就已经上山去砍柴火。砍了柴火卖了以后再买米回来吃饭，吃完饭有了时间才能在那里看经。那个时候看经要点一个小油灯，晚上看，白天没有时间，白天要去种地、要去打柴火。不种地不打柴火你就没有饭吃，所以晚上看经。那时生活相当的艰苦，想要系统地学习、系统地修行，条件不允许。后来过了三四年左右的时间，我就到中国佛学院学习，一下子又陷入到各种运动当中去了。到了1959年老和尚离开了我们，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亲近他老人家。在文革前、文革期间的大约将近二十年，我就是在各种运动当中运动来运动去，做了“运动员”。不过毕竟是从小出家，向道的这一念没有忘记掉。

实际上，禅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也就是佛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佛教适应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不仅仅是讲几句佛法、让大家知道佛教是怎么回事，最重要的是要让现代人了解怎样进入修行、怎样改变自己，怎样在佛教里面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才是佛教为什么要适应现代社会，或者是说为什么要现代化的原因。我记得在座的王雷泉教授经常讲这个问题——“佛教要现代化是为了化现代”。怎么化现代呢？我们大家都是现代人，我们需要佛法。现代人即使有一个人需要佛法，佛法也有责任教化他、引导他，这就是化现代。我们不要把化现代理解为包罗一切，好像就是要改造现代社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要化现代所有信佛的人，只要你信佛我们就有教化的责任，就有正确地引导的责任。信佛要正确地引导，只有正确地引导了，信佛才能够走向积极，走向于佛教有利，于国家、社会、人民有利，当然更于我们个人有利。要正确引导，佛教就要作自我调整；不作自我调整，要想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很难的。大家从弘法生活、信仰生活、修行生活上可以来实际地体会。

文革以后近二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做佛教文化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比如编杂志。编杂志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非常有利的一面，做这个工作能够接触到各方面读者的呼声，读者不断地给你的杂志提出意见和建议，提出他们的想法。在这个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经常思考佛教如何来引导现代人尤其是界乎信与不信之间的人信仰佛教。

文革以后，比起其他宗派来，关心和研究禅宗的人更多，想要了解禅宗的人也更多。在书店里可以看到，探讨禅的书比较多。我没有统计过，但在我印象里，公开出版物里有关佛教的书中，关于禅的书是占在第一位。当然其中有“如来禅”有“祖师禅”，有“文字禅”也有 “野狐禅”，什么样的书都有，什么样的说法都有。社会是在如此热烈地探讨禅，我们佛教界不能默然，我们佛教里有个规矩，默然了就是同意了。“是事默然故，是事如斯。”那就成了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了，所以也要有反应。但是我总感觉到，佛教界的反应是不够的，声音太小太微弱，而且还很单调。所以社会上一方面是在把禅推向了一个热潮，另外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把禅歪曲了。迫于这样一种形势，我从历代祖师的语录、从佛言祖语当中体会到修行不能离开生活，于是就提出了“生活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