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媛指出，宋代因财政吃紧，开始严格限制“出嫁女”、“归宗女”、“命继子”以及“近亲”在户绝财产继承上的权利。而在没收户绝财产方面，“宋世（对‘户绝’财产）则以‘召佃收租’与‘尽行出卖’二法双管齐下，以因应政局的需求及复杂多变的社会”。（李淑媛：《唐宋户绝财产继承之分配及其归属》，台北《法制史研究》第一期）……这里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检校没收制度的威胁。所谓检校是由官府替无父母的幼儿管制财产。“条法：所谓检校者，盖身亡男孤幼，官为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戚可托者抚养，候年及格，官尽给还，此法也。”从字面上理解，检校制度的立意是从孤幼的利益出发的，但是，在官府管制的过程中财产难免有所损失……没收的规定主要针对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无女亦无子（亲子、养子、继子）的户绝之家，除营葬及做功德之外，官府没收全部余财。其次是只有出嫁女或归宗女的户绝之家，官府没收遗产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第三是为户绝之家命继，对于命继之子来说，“止有归宗诸女，依户绝法给外，即依其余减半给之，余没官。若无在室、归宗、出嫁诸女、以全户三分给一，并至三千贯止，即及二万贯，增给二千贯”。与检校规定相比，没收制度毫无疑问是对户绝之家财产的直接威胁。　

唐朝中前尚能推行均田制，户口是唐代赋税的重要基础，户绝意味着赋税征税对象的减少，因此唐代是尽量避免户绝的情况出现，户口内若仅有女口，也不能称为户绝。相应唐代给与妇女较多的财产继承权。而宋代相关规定则发生很大变化，“宋制则明确限定，在室女只能获得全部财产的1／2，较唐制‘户绝财产，营葬事及功德外，余并还女’的规定，在室女所得减少一半。而且在处分户绝财产的实际过程中，官吏还往往不择手段地进一步侵吞死者女儿的利益。曾士殊有女曾二姑，‘其曾士殊一分家业，照条合以一半给曾二姑。今佥厅及推官所拟，乃止给三分之一，特未合法。’” 这实际上是将在室女按照出嫁女的标准，予以分配财产，官府充没的财产更多。

宋代宗族组织制度，收族能力尚没有明清发达，宋代家庭、家族相对势单力薄，很容易被官府等欺压；后代很容易出现户绝，财产入官的情况。相比之下，僧人师徒相承，并不用担心“户绝”的问题，这在体制上保证了，委托佛寺长期承办各项公益慈善事业的可靠性。宋代户绝制度，户绝财产常常用于慈善事业，如《宋史》卷一九徽宗纪：崇宁元年八月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九月戊子，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宋代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将户绝财产交由僧人管理，经营慈善事业。而这种经营模式的运行，则以宋代僧人佛寺较为稳定的组织制度为基础。其实佛寺僧侣制度也是不断变迁的，例如唐代僧侣便存在户绝的问题，“如果亡僧的世俗家庭已无人，亲戚亦绝，其在寺外的不动产由官府支配。” 这涉及到唐宋佛寺制度变迁的重大问题，需另文详述。总之，相对唐代与明清，宋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勃兴，实与宋代的具体时代环境，以及佛教组织制度密切相关。

宋代以后，宗族组织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朱熹《家礼》的逐渐流行并取得正统地位，明清众多宗族拥有庞大的共同财产，作为控产集团的宗族组织　，发挥了包括互助慈善在内的众多社会功能；佛寺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

近代以来，“五四”运动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儒家宋明理学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明清宗法制社会受到很大冲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所谓的宗族热、祠堂热，但由于土地的集体化所有，宗族公田不可能再度恢复，作为控产集团的宗族已难复原。这就为佛寺再度发挥其组织稳定的优势，创造了条件。例如，当前骨灰再次转入佛寺安放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而在明清则是要在家族祠堂中立牌位的。

佛教在近现代面对机遇的同时，也面对挑战，特别是西方教会科层制度、法人制度的输入，传统的佛寺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其在体制运作上的稳定性优势，保持其传统上吸纳善款的能力，实现和发挥佛教慈善事业的制度化保障和优势，都是当前佛教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