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本文利用宋代经济史、法制史研究的成果，指出宋代推行了严厉的“户绝”财产检校和没收财产制度，对世俗家族的过继、宗祧限制颇多，因此世俗家族的稳定性、财产的继承延续都受到较大威胁；相比之下，宋代佛寺僧侣师徒相承，不存“户绝”的危险。因此，宋代佛教在组织制度上的这种优越性，使得各级官吏、地方士人都乐于以“守以僧，给以田”的方式，将大量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委托给佛寺僧侣经营管理。

一、引言

在欧美西方社会，政府出资（或给与优惠政策，如批地），利用天主教、基督教教会组织网络资源，发放救济，兴办医院、教育事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在我国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资助或政策鼓励教会承办各项慈善事业，也是一个通行的办法。政府之所以愿意让宗教团体承办社会公益事业，一方面是这样做可以省去公务员许多麻烦，提高效率，因为基督教会的上下科层组织网络，可以深入基层，社会底层各个角落，便于慈善救济的分配与发放；另一方面，宗教团体一般具有较好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拥有较好的人力资源，肯于奉献的义工、教职人员，相对避免舞弊等现象的发生。

我国政府正在不断推行机构体制改革，精兵简政，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大趋势下，我国宗教团体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的空间势必日益广阔；但与此同时，宗教团体是否能够胜任社会慈善事业的各项工作，政府与社会各界之所以肯将社会慈善事项授权宗教团体，也取决于宗教慈善团体本身的能力。以往，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钱”方面的问题，在重大灾害发生后，或社会上出现某些极为需要救助的人与事，响应政府和社会各界号召，筹措资金进行援助；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宗教团体自身的组织制度建设，只有拥有良好而稳定的体制构架、透明化的资金运营模式，人们才肯于将“钱”捐助给宗教团体，再由宗教团体分配给最为需要的各种社会慈善事项中去。如果我们将得到的善款比喻为鱼，那么宗教团体之所以能够吸引到捐款人的善款，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的信任的宗教团体（肯于将钱通过宗教团体捐助出去），即宗教团体如何完成上述任务，就是要准备好捞鱼（吸纳善款）的网了。强化宗教团体自身管理，建立佛教慈善事业的制度化保障，就是要织好网，这项工作尤其重要，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慈善事业曾经一度辉煌。明清时期，慈善事业的兴办常常掌握在宗族、善堂、会馆、行会、商会手中；近代以来，祠堂公田受到较大冲击，而行会、商会由一个包括同乡同业联谊、慈善互助等功能在内的综合性团体，逐渐专业化，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纯商业组织。由于行会、商会传统的慈善功能被剥离，民国时期的商会成员大都通过当地的佛教会、居士林，捐款赈济。当时商会一般并不亲自举办慈善活动，“就上海总商会支出而言，民国五年至十一年善举项下款额未超过二十两者，占总商会支出比例不及0.1%，这反映了公益善举并非总商会的主要活动。” 商人通过佛教团体举办慈善活动比较多，各地赈灾、孤儿院、放生法会多是通过佛教组织或寺院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