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生泉：《房山石经》书法札记三则

2011年04月21日 14:52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赵生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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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生泉：副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为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推动云居寺文化景区建设，更好地保护、研究、管理、利用房山石经这宗珍贵的文化遗产，2011年4月21日北京市房山区召开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暨房山石经研讨会。赵生泉在研讨会上做了《房山石经》书法札记三则主题发言，内容摘要如下：

据唐临《冥报记》，隋大业年间（605—618），幽州沙门智苑（即静琬）发愿造刻石经。在得到萧皇后及其弟内史侍郎萧瑀的资助后，静琬开始在石经山（今北京市房山）刊经。到贞观十三年（639）静琬逝世时，已完成石经七室。此后，其弟子继续刻经，且代代相传，终唐不绝。此即《房山石经》的由来。不过，现有石经中没有发现隋代题记，这似乎表明由于战乱影响，大规模的刻经工作很可能到唐代才真正开始。换句话说，静琬在隋代所做的主要是准备工作。五代时期（907—960），刻经活动因战乱被迫停止。辽、金时期，刻经活动得以恢复并进入极盛期。此后直到明崇祯年间（1627—1644），刻经的规模虽时有缩减，但始终未曾停止。

在今天看来，《房山石经》既是佛教文献的渊薮，又是延续千年的书法宝库。笔者稍解书学，乃作短笺数则，以就正于方家。

一、唐代石经与写经体

对静琬及其后继者来说，刻经是出于虔诚的信仰，万万不可马虎，所以唐代唐代所刻诸经大都以恭楷书就，再请良工刻出。从艺术角度来说，以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为界，这些石经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图1）大多预先在石面刻好棋盘格，因而纵、横有象，非常整齐；后期（图2）则多仅刻纵向界格，所以竖成列，而横无行。与此同时，后期单字的刻划亦不及前期精彩。但后期碑额上的大字效果颇佳，可见此时经文之所以较前期紧密、草率，并非刻手技艺衰退，而是无暇顾及。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经费不足。

据著录，房山石经中有静琬刻经题记多种，即武德八年（625）《雷音洞题记》（图3）、贞观二年（628）《云居寺题记》、五年《涅经堂题记》、八年《镌华岩经题记》等。凡此种种，皆未署书丹者姓名，或谓静琬书。 从风格角度判断，这些题记书风非常接近，有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但是，《房山石经》中有大量经文与这些题记非常相似，并且其中有很多是在贞观十三年后刻成的。更重要的是，隋大业十二年（616）《雷音洞舍利石函铭》、正定大业元年《静志寺舍利石函铭》、关中贞观二年《等慈寺碑》的风格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充分证明这在是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书法风格。因此，仅凭这一点，尚不足以得出它们出自静琬之手的结论。况且静琬为北齐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的弟子，一代高僧，又忙于刻经管理，恐怕很难有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具体书丹工作。就此而言，固然不能排除贞观十三年前所刻石经中可能有静琬书迹的可能性，但究竟何经何记为静琬手笔则难以无法确定。

以静琬题记为代表的书体式样在《房山石经》中非常稳定，贞元以前自不待言，贞元以后虽说有失草率，但细细体会，还是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特征，如单字横势突出，捺笔末端颇含挑意等。直到晚唐时期，这种风格才被细碎的楷书才取代。由此看来，这种式样应该与所谓“写经体”，即经生抄书抄经时所用书体模式有关。否则，它决不会近乎纯粹地保留100多年，并在“衰退”后“坚持”数十年时间。

二、辽代石经师唐法宋

契丹族源出鲜卑， 游牧于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与中原政权交往频繁，其首领还曾娶唐朝公主。唐末，中原藩镇间的激烈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流入契丹控制区，契丹因此迅速强盛起来。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元神册，以族为国，号契丹国，后改曰辽， 是为辽太祖。其子太宗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6）七月，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称臣、纳贡、割地为条件，请求契丹帮助灭唐。八月，太宗亲自统兵南下灭唐。十一月，册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后晋如约割让幽云十六州。 此后直到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为女真所灭，石经山始终处在辽的有效管辖之下。

辽代皇室笃信佛教，频有造寺、布施之事。而刊经刻幢，既求善报，又广佛法，自然是王公贵族所乐为之事。因此，尽管云居寺在五代时期曾一度中衰，但在皇室、王公贵族及广大信众的支持下，云居寺于应历十五年（965）重修并迅速恢复活力。此后，继续刻经就成为一种必然。 辽圣宗统和（983－1012）初，沙门留公在辽圣宗支持下，刻经47帙。至道宗大安年间，名僧通理又续刻44帙，计碑石4080片。天祚帝时，通理弟子善伏又续刻石经13帙，100多卷。房山石经由此渐成大观。

房山石经辽代部分的书法，早期则线条起止较生硬，以紧结为主，有唐法痕迹；至保大间（1121—1125），始趋于圆融。之所以如此，除书、刻技术进步因素外，还应与北宋书风传入并引起辽人仿效有一定关系。按，立国伊始，耶律阿保机就确立了“中国”本位政策； 而太宗取得幽云地区后，设南、北面官制度，以国制待国人，以汉（唐）制待汉人，到后期则汉制愈益普及。可见契丹的兴起以迄建国过程，也是不断消化、吸收汉文化的过程。倘若没有对幽州汉族地区先进文化的大力吸收，契丹绝不会在几十年内一跃成为雄据北方，能与中原政权抗衡的大国。辽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在“澶渊之盟”前后似乎有所不同：此前主要通过幽云地区接受唐文化， 此后则主要是与宋的文化交流。 具体到书法方面，辽代书法展现出前师唐贤，后法宋人两大特征。

三、石经书丹与镌刻

辽代刻经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经济方面有提点书镌者或施主提供支持；技术层面，则有书丹、镌刻、校勘等细致分工。根据《辽代石刻文编》所选辽代房山石经题记，除少数情况只有刻工姓名外，大多数都标明了书丹人、镌刻人的姓名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