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墓志简况
此志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志盖齐全，徐峤奉敕撰，玉真公主书，卫灵鹤检校镌勒并篆额，志文楷书，三十三行，行三十二字，志盖篆书“大唐古（故）金仙长公主志石之铭”十二字，四行，行三字。周边刻四神像及蔓草花纹。志石现藏山西省蒲城县博物馆。
二、金仙长公主生卒年及行实
金仙长公主的生卒年，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根据碑文资料推算。金仙长公主为睿宗之女，昭成皇后窦氏（生前为德妃）所生，是唐玄宗、玉真公主的同母兄妹。据《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金仙公主）年十八入道，廿三受法，以壬申之年建午之月十日辛巳薨于洛阳之开元观，春秋四十有四。”上推四十四年，则金仙公主生于武后永昌元年（689），死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关于其生平，据《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曰：“（金仙公主）年十八入道，廿三受法。”可知在唐中宗神龙二年为女道士。另《新唐书》有记载“金仙公主，始封西城县主。景云初进封。太极元年，与玉真公主皆为道士，筑观京师，又方士史崇玄为师。”“景云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为第八女西城公主入道为观，至二年四月十四日，为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观便以金仙为名”。“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性安虚，神融皎昧，并令入道，奉为天皇天后。宜于京城右造观，仍以来年正月令二公主入道”。可知时间为景云二年，公主由西城县王改为金仙公主。在唐代，亲王女为县主，公主是古代帝王之女的称号。就公主而言，其内部又可按辈分进行分类，早在汉代即已形成了对不同身份的公主的固定称谓，此后各朝继续沿称。唐代的外命妇制度也规定“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姊妹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皆视一品”。玄宗即位初，公主再进封为长公主。据《金仙长公主墓志》：“加宝赋一千四百户焉”。按照唐代有关的制度规定，公主拥有受封户、享食邑特权。“皇后、诸王、公主食邑，皆有课户”。在唐代，朝廷主要是依据公主与皇帝的血亲关系远近，并参考一定的长幼辈分来确定受封标准的。按照唐初旧制“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玄宗即位之初，重新确定公主的封户数：“皇妹为公主者，食封一千户，中宗女亦同。……皇女为公主者赐封五百户。”但也有一些特例，玄宗胞妹金仙公主就封为“一千四百户”，可以看出金仙公主当时的社会地位。
据志“仍于京都双建道馆。錧台北阙，接笙歌于洛滨”。京指长安，都指洛阳。双建道馆即指在长安和洛阳都建有道观。《唐会要》卷五十：“金仙观辅兴坊。景云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为第八女西宁公主入道立为观。至二年四月十四日。为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观便以金仙为名。”《长安志》辅兴坊金仙女冠观条：“景云元年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并出家为女冠，因立二观。二年，西城改封金仙公主，昌隆改封玉真公主，所造观便以金仙玉真为名。”长安在辅兴坊，名为金仙观。墓志文称金仙公主薨于洛阳之开元观。《元河南志》道德坊“本曰道训，北至洛水。隋有秦王浩宅，唐永昌中析河南洛阳二县立永昌县，治此坊之东南隅，神龙元年省并，一坊为长宁公主宅及鞠场。景龙女道士观，南北居半坊之地，金仙公主处焉。”至于洛阳开元观是不是在道德坊，开元观是不是为金仙公主所建需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志文“仍于京都双建道馆，錧台北阙，接笙歌于洛滨”可以得知金仙公主在洛阳也有道观。壬申之年建午之月为开元二十年五月。丙子之年（开元二十四年）七月四日，陪葬于唐睿宗桥陵。两年后金仙公主迁葬于陕西桥陵，今陕西蒲城县。
三、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关系
金仙公主墓志书丹者为玉真公主。玉真公主为金仙公主之胞妹。关于其生平，史书有记载，此处不多赘述。据墓志记载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入道时间相同，“令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性安虚，神融皎昧，并令入道，奉为天皇天后。宜于京城右造观，仍以来年正月令二公主入道”，《佚存丛书》本《两京新记》卷三：“景云二年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及第九女昌宗公主并入道，为立二观”，可见两人的入道时间一致。两位公主入道的事实反应了唐代女性入道的时尚。据《新唐书》记载“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六十，女冠九百八十八”至于其入道的原因可能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但玉、仙二公主是以为早亡的母亲追福为借口入道的，大概也是自小目睹了一系列宫廷惨剧，于是产生了远离权势中心的想法。该墓志由玉真公主亲书，十分罕见，也是唐代墓志中为数较少的女性书写墓志的典范。
四、撰写者及刻工
据墓志可知金仙公主薨于洛阳开元观。墓志又称“由中大夫大理少卿集贤院学士上住国赐源县开国公臣徐峤奉敕撰”，徐峤既奉敕撰写，则是朝廷的大手笔。2004年5月，洛阳市南郊龙门镇张沟村北出土了盛唐时期徐峤墓志，为我们了解徐峤提供了线索。《徐峤墓志》：“……拜驾部员外郎，转郎中，迁中书舍人。公上才国行，问望超绝，九皋扬音，一人属意。自拜尚书郎以后，虽事符莶允，而旨发天心，外掌丝纶，以出纳王命，入参顾问，专刊曹国章。因是，特御笔褒美，赐束帛珍玩，不可胜数。”由该墓志可知金仙长公主墓志书丹者一代名人。此志所题“梁州都督府户曹参军直集贤院卫灵鹤奉教检校镌勒并题篆额”之“奉教检校镌勒”的说法在金石中是少见。卫灵鹤其人不见传，但在1999年秋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县吕店乡万安山南麓袁庄村，全称《唐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张九龄撰、梁升卿书、卫灵鹤刻。刻者署名卫灵鹤，郎州三川县丞。金仙公主志卫灵鹤官职为梁州都督府户曹参军集贤院于开元廿四年(736)。可见，其以善书刻而名于开元年间。金仙公主盖四行十二字篆书也颇具特色，其篆书线条方折和圆曲相结合，较有特色。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至穆宗长庆四年（712～824年）的百余年间是房山刻经的鼎盛时期。此间金仙公主曾奏准赠给云居寺唐代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又将寺旁麦田、果园及环山林麓赐给该寺作为永久性寺产，以助刻造佛经及日常费用，体现了唐代当时最高统绐者及皇亲国戚的支持。《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升为送经使，专程到云居寺，作为幽州刻经的底本，这大大激发了僧人刻经的热情，成为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玄宗在位长达45年，其宗教政策在前期与后期有着明显的变化。大致说来，前期的特点是严格抑佛，对道教大力扶植，但尚不够狂热；后期的特点是，对佛教限制有所放松，开元二十三年，他甚至亲自注释佛教经典《金刚经》，并将其颁布佛寺，并声称：“不坏之法，真常之性，实在此经”。开元二十六年，他下诏称：“道、释二门，皆为圣教，义归弘济，礼在尊崇。”玄宗在此把佛教和道教，同视为“圣教”，大有一视同仁的味道。开元二十七年，玄宗下令给僧尼、道士赐物一万匹，并要求“天下观寺，每六斋日，宜转经读典，惩恶劝善，以阐文教”。故王守泰开元二十八年记载的金仙公主从开元十八年奏圣上请赐经卷，由智升护送经卷到云居寺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做是玄宗时期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补充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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