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吴梦麟（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编者按：为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推动云居寺文化景区建设，更好地保护、研究、管理、利用房山石经这宗珍贵的文化遗产，2011年4月21日北京市房山区召开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暨房山石经研讨会。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吴梦麟在研讨会上做了《金仙公主与云居寺<房山石经>》主题发言，内容摘要如下：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80处，内北京18处，房山云居寺塔与石经名列其中。该处文物类别丰富，已被列为国家4A级景区，国家也将此处国保单位编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房山石经》是隋代僧人静琬于隋大业年间刊刻，历经唐、辽、金、元、明六朝，代代相传，锲而不舍、绵延千年的古代碑刻艺术宝藏。在中国古代佛教刻经中也是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保存最完整的文化瑰宝。1956年在国务院的批准和关注下对石经山和云居寺地穴中的石经做了最系统和全面的发掘，拓印工程，耗时三年，共捶拓七份拓片，每份三万张。数量可观，已成为佛教部门，图书馆和大学等单位重要的资料。这份佛教文物宝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现近一万五千余石已妥善保存。
《房山石经》分两处瘗藏，隋、唐、辽、金、元和明代刻经藏于海拔400余米处的涿鹿山上，因藏石经又称为石经山。藏经洞是在山间利用自然洞穴加工或人工开凿成的，共有九洞，其中第五洞，称华严堂，呈支提窟形，可供僧人及信仰者膜拜。其他八洞瘗藏碑板式经板，洞口石门固护铁水灌注，是秉承静琬为防法灭而采取的保存措施，九洞共瘗藏经板4196块。另一部分辽金刻经100082块则藏于云居寺南塔前的藏经穴中，它开凿在辽代末年天祚帝时期（1101～1125年）。加上《房山石经》残石共为14274块。
《房山石经》是静琬开创了第一高潮，开元迄晚唐是第二高潮，晚唐以后，五代时期好像停顿了一段，恢复刻经则是在辽圣宗（983～1030年）晚期，即10世纪末开始，一直到金初即12世纪30年代，此段可称为第三高潮期。当然形成几次高潮期有诸多原因，但获得好底本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这里仅以第二次镌刻石经所用底本的来源、价值作一简述。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当年静琬刊刻石经以何为底本已无史料可据，但其底本肯定是经过慎重选择的民间抄本。到了唐代开元十八年（730年）时有一件大事却给房山石经的镌刻带来了重要的机遇和施助，那就是唐玄宗八妹金仙长公主的一次义举，这时她已在洛阳出家，成了开阳观的道士，但她也信奉佛教。在开元十八年（730年）时奏请玄宗皇帝赐新旧译经四千卷送给范阳幽州云居寺为刻经底本及庙产等以资助刻经事业。西京崇福寺沙门智升亲自护送，促使此时刻经盛况的出现，这与金仙长公主是分不开的。虽然有关金仙长公主的这一行动不见记载，但所幸今天矗立千余年的金仙公主塔仍旧保存，为这一史实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涿鹿山上有利用山峰平台处的五台，今五台中的三台上仍有唐塔及塔残构件遗存。金仙公主塔位于雷音洞左侧上方的山顶处，塔以洁白无瑕的汉白玉为质地，七层密檐相叠，塔门及龕内有精美的雕刻，据梁思成先生夫人林洙赠的照片看，梁先生当年考察石经山时该塔为九层檐，以其玲珑的造型点缀着山顶的美景。该塔为北京现存七座唐塔中最精美与价值最大的唐塔之一。
金仙公主塔由塔基、塔身和塔檐三部分组成，平面呈方形，塔檐部分有收分。塔身的背面镌刻着一段文字，极具重要史料价值。即开元二十九年王守泰《山顶石浮屠后记》铭，文曰：
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又奏范阳县东南五十里上垡村赵襄子淀中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东接房南岭，南逼他山，西止白带山口，北限大山分水界，并永充供给山门所用。又委禅师玄法岁岁通转一切经。上延宝历、永福慈王，下引怀生，同攀觉树。粤开元廿八年庚辰岁朱眀八日，前莫州吏部常选王守泰记山顶石浮屠后。
送经京崇福寺沙门 智升，捡挍送经临坛大德沙门 秀璋，都检校禅师沙门 玄法。
同前系
独树村 磨碑寺，东至到（笔者按：可能为误刻，应为“道”字），南至河，西至河，北至他山，四至分明，永泰无穷。
这一题刻也成了北京寺庙庙产最早的四至刻文，弥足珍贵。据多年学者整理房山石经拓片的结果，证明了从开元年间到辽初都是以这批绝世不传的善本经典为底本的。此时石经山不仅获得最好的官方抄本，经济上也得到了施助，使刻经事业达到了一个新阶段。经过多年在石经山云居寺地区的考察，了解今独树村的现状和明代修缮的磨碑寺仍存，盛产良材的大石窝就处在独树村的附近的情况，这种石材产地，磨刻经板的场所和藏经的洞窟三位一体的形式是造就房山石经镌刻历千年不绝的重要条件。
这里还想为护送经卷的西京崇福寺沙门智升记上两笔。开元十八年（730年）智升编纂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及《略出》四卷，博采各家经录的优点，并订正他们的疏漏之处，以编纂严谨、记载翔实和校核精细著称，尤《略出》四卷首先刊用了用千字文顺序作为佛经编次，便于寻检，成为以后各版雕印大藏经遵循的编目方式。
关于智升的生平，《宋高僧传》卷五有传，但很简略。在卷七末尾论中赞宁称“智升自名流而出”。卷九智升自说：“升早予积流，志弘大。但才微力寡，天遂本怀，挽仰之间，亟经寒暑。”可见其自幼出家，秉日反积。
《开元释教录》又名《开元录》，撰成于开元十八年（730年），送呈玄宗，奉敕附入大藏。它是一部全新的藏经，在结构和内容上均与以前的大藏都不相同。近代梁启超、陈垣先生也给予高度评价。当年送呈玄宗后，金仙长公主就以其特殊身份奏请并批准予将此经卷送往幽州云居寺，可见对这里刻经的重视。这段史实填补了北京史上的重要内容。当我们看到《书法丛刊》刊登了陕西蒲县藏石专刊后，喜出望外。蒲城保护了多种唐代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文物，值得敬佩，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金仙长公主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下面结合墓志做些简单的考证。
上世纪90年代，陕西西安蒲城出土的石刻史料——《唐金仙长公主墓志》为金仙长公主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史料支持。该墓志的出现，明确了金仙长公主生平，补充了相关文献记载的不足，并且使我们对唐代公主与佛教、道教关系，以及其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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