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02日 17:00
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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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佛陀并不认同阿难的第二个“亲恩”的理由，因为他认为恩情的施与，在他与瞿昙弥之间都有之，不只是单方的施与。更何况，法不能因人而立，难道可以依“亲恩”之理由，而单独允准瞿昙弥出家吗？其他随行女众及往后想出家的女性于佛无“亲恩”，又要以什么理由让她们出家呢？

第五、 然而紧接著，阿难并没有提出第三个说服的理由，佛陀就开始为女性出家者制定规约了。这岂不是跳接得太快了吗？所以笔者推断：阿难的第一个理由，其实是佛陀允准女性出家的最大因素！作为一个缘起论的觉悟者，他当然在意缘起论所必然推演出的“平等”精义。一个允准社会上最鄙视的种姓（首陀罗）出家的圣者，不应以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牺牲女性出家证道的机会。

第六、由于记载中的对话内容，欠缺佛陀教法上的合理性与一贯性，从是研判，笔者以为：当日佛陀并没有正面答复阿难，他之所以对于女性出家多所踌躇的理由。诸如“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乃至其他对女性迹近辱骂攻讦的理由，是比丘们的臆测之词。

然而佛陀又为何要三度拒绝瞿昙弥的要求呢？笔者以为：佛陀的犹豫，应是来自现实困难的考量。首先，治安就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律典记载：曾有比丘众行经旷野，遭遇盗贼，夺其衣物，使得他们不得不裸身行至村落，村民以衣物赠其蔽体。男性身强力壮，遇到劫贼，尚且不免于难，吾人试想：在当日全年以“行脚”为主，只有三月安居期间是定点居住的沙门生活方式之中，如果加入了女性僧侣，当比丘尼众共行共住于森林旷野之中，有谁能保护她们，使其免于受到异性的侵犯？如果与比丘们同行，或许可免于前述疑虑，但异性修道人同行杂处，就算是心地纯净，却又如何避免世间的讥嫌？即使是这一个现实问题，都很难获得良好的解决之道。

与阿难同样多闻、睿智而仁慈的印顺导师，也是从这个现实考量的角度来研判问题的：“在重男轻女的当时社会，女众受到歧视。据律典说，女众从乞求而来的经济生活，比比丘众艰苦得多。往来，住宿，教化，由于免受强暴等理由，问题也比男众多。尤其是女众的爱念（母爱等）重，感情胜于理智，心胸狭隘，体力弱，这些积习所成的一般情形，无可避免的会增加僧伽的困难。但是，释尊终于答应了女众出家。因为有问题，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咒诅问题。在慈悲普济的佛陀精神中，女众终于出家，得到了修道解脱的平等机会。”

律典记载：阿难求佛允准女性出家，这笔帐，直到佛陀灭度了，都无法为厌恶女性的大迦叶（MahAkAZyapa）之所释怀，大迦叶在历史上第一次结集的大会中，曾就此点，对阿难提出严厉而有失公道的诃责。当时阿难并不认为自己这么做有所过失，但是为了僧伽的和合，不愿在结集会上节外生枝，引起纠纷，于是向大众表示忏悔。由此可知：当日那些对男性沙文意识耳濡目染的保守上座，对于“女性出家”这回事，是何等的心怀介蒂，有何等反弹的心理！

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从经典有关女性出家的记载中，以“道器的平等观”，作了如下的感言：男与女，约信仰、德行、智慧，佛法中毫无差别。女众与男众，同样的可以修道解脱。依这道器的平等观，生理差别的男女形相，毫无关系。如《杂含》苏摩尼所说：“心入于正受，女形复何为！”女众有大慧大力的，当时实不在少数。但释尊制戒摄僧，为世俗悉檀，即不能不受当时的重男轻女的社会情形所限制。所以对女众的出家，释尊曾大费踌躇，不得不为他们定下敬法。女众虽自成集团，而成为附属于男众的。释尊答应了阿难的请求，准许女众出家，这可见起初的审慎，即考虑怎样才能使女众出家，能适应现社会，不致障碍佛法的宏通。由于佛法多为比丘说，所以对于男女的性欲，偏重于呵责女色。如说：“女人梵行垢，女则累世间”。其实，如为女众说法，不就是“男人梵行垢，男则累世间”吗？二千多年的佛法，一直在男众手里，不能发扬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不能扶助女众，提高女众，反而多少倾向于重男轻女，甚至鄙弃女众，厌恶女众，以为女众不可教，这实在是对于佛法的歪曲！

佛法是强调“众生平等”的，人和蚂蚁的地位平等；然而吊诡的是：在律典中，女众并不能得到与男众平等的地位。、

在瞿昙弥出家的传说中，她以奉行“八尊法”（或称“八敬法”，aTTha-garudhammA）为条件，所以有“大爱道以八尊法得戒”的传说；但是印顺导师在典籍的对照中，发现大众部（MahAsAMghika）与正量部（SaMmitIya） 所传的不同。“八尊法”，是比丘尼尊重比丘僧的八项规定。印顺导师就公平地指出：“‘八敬法’不是别的，是比丘尼僧属于比丘僧的约法（八章）。说明了比丘尼在佛教中的地位；也就是比丘尼承认比丘僧的优越领导权。”

对佛教女性出家或“八敬法”的相关史料，国内外研究者颇多。笔者以为：有关安居、自恣、受戒、求教诫、僧残出罪的规订，是女众刚成立僧团时，急需比丘的扶持，而被制订出来的。这不是为了彰显比丘的特权，而是先成立的比丘僧团对新兴的尼众僧团所应尽的义务。我们试想：比丘尼在当时刚刚成立僧团，什么都不懂，佛陀也不可能长期陪著她们成长，所以比丘尼众的教授责任，当然就落在比丘僧团的肩膀上。

首先，为了提高这些比丘尼在戒定慧三学方面的水准，她们平素要半月半月于布萨日到比丘僧团中求教诫。此外，比丘僧中要选两个具足师道尊严之条件的人，定期结伴过去比丘尼僧团里，教导她们三增上学。

基于这个理由，比丘尼僧安居的时候，不能脱离比丘僧团太远，以方便向比丘僧中求教诫，乃至行自恣。

由于比丘尼僧团刚刚成立，要加入僧团的女众到底符不符合成为比丘尼的资格？也许新出家的尼众，还无法把审核资格的工作做得太理想，所以新人受戒，除了要得到比丘尼僧的认可之外，还要到比丘僧里请比丘们组成十人僧，再加核验，这就是所谓的“二部僧受戒”；犯僧残的情形，想必也是在这个“再加核验”的出发点上要求犯者于二部四十人僧中出罪的。

像这些，比较有可能是初期佛陀制订下来的。佛陀这么制订，是基于对女众护念提携之慈悲心，有谁料得到：后来大男人主义比丘竟以此钳制女众僧团的发展！像“二部僧受戒”，笔者常怀疑它就是导致南传、藏传比丘尼“绝种”的最佳武器——尼众不可能制止新众受戒，因为她们不会愿意见到尼僧消失于人间，只有比丘僧有可能采用“拒绝组成十人僧以核验女众受戒资格”的方式，让新众因得不到“二部受戒”的合法程序而无法成为比丘尼，于是任令旧有成员凋零，不过数十年工夫，比丘尼僧团就可以自然消失于人间了。原先扶持尼众的美意，变质而为压抑乃至消灭尼众的利器，这实在是千古佛门憾事。所以笔者一向深深为南传与藏传的沙弥尼、八戒女或十戒女众叫屈，认为那些用“传承”或其他枝枝节节的理由，反对让已断的比丘尼传承接续上去的比丘们，是最不遵守戒律的释迦罪人--佛陀制一切戒都为的是令“正法”与“梵行”久住，他们却背道而驰，硬是用枝微末节来搪塞，使得世界上半数人口无法“梵行久住”。

刚开始并不见得已有八项所谓的“敬法”，因为依“随犯而制”的律学原理，佛陀不可能在比丘尼未“骂谤比丘”或“说比丘过”时，就先行预制在那里。而且考诸律典，大爱道比丘尼就曾向佛陀“说六群比丘过”，佛也没拦阻她，反而将六群比丘骂了一顿，并因此而制定：比丘要具足师道尊严的条件（也就是“成就十法”）才能教授比丘尼。所以笔者相当怀疑此一敬法出自佛制的可靠性。

“说比丘过”，是连优婆夷都可以的，比丘律中的“二不定法”，就是女信徒对疑似犯戒的比丘行为加以检举，僧团所应采取的处置规制。难道女信徒可以“说比丘过”，比丘尼却反而不准？先不谈“众生平等”好了，难道在四众弟子之中，比丘尼的地位竟比女居士还低？这充分显露出“近亲相嫉”的微妙心理——比丘尼较之女居士，形态上是更接近比丘的，这难免惹来大男人主义比丘们更大的憎嫉与恐慌！为了解除这种焦虑感，所以会有这条敬法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