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像一般人那样寒暄客套，而是像师生重逢一样，劈面便要问道。我首先提出自己的、也是当今从事人文科学或社会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困扰：在如今商品经济浸入各个领域的社会氛围中，我们手中没有实力，要办一些有益于民族与民众的文化事业，就要先为经济困难去折腰。我是耻于手背朝下的，我甚至想先去挣了钱再全部拿来办文化、办教育……但中心摇摇，莫衷一是，因此想就教于先生。

先生没有一丝笑容，他理解我，因为他知道这并非是一个想发财的遁辞，于是很认真地开始了回答。

他说，从古至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要有分工的，不能大家都做同一种事。每个人资质不同，有些事能做好，另一些事却并不一定也能做好，或者说不一定比别人还好。有些人擅长于经济运作，但文化方面只能景仰赞助，让他亲身去做，很难出色。经济上有成就的人愿意拿出钱支持文化事业，供养文化人，说明他们意识到文化比金钱更可贵。如果文化人自己却要放弃文化而追逐金钱，岂不是自己反倒看轻了文化么？古人推崇“高风亮节”，今人也还要有这一点风骨节操才好。否则，即便因弃文经商而真的成了陶朱公，大好的光阴不免已虚度过去，比挣钱更重要的“为天地立命，为圣贤立言”的大任也不免要辜负，这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一种损失。

他把话题落到我的问题上，幽默地说：“你这个人就不必经商了，以后也用不着再折腰，缘份到了，自然会有更多的人来辅助你。”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气氛也轻松多了。于是耕云先生便行云流水般畅谈起来。

他认为人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扬善抑恶方面，都有许多应做的事。台湾的物质生活发达充裕，人便容易骄奢淫逸；大陆有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大家壮有可为、老有所养，本是好事，但也容易使人产生依赖性、惰性。这都是缺乏针对人性中坏的一面去教化的结果。谈到人格，耕云先生声调颇为铿锵。他主张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中国人不能靠洋人解决中国人自己的事，不能告洋状。他反问道：“是不是还要八国联军再来一次呢？那样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

耕云先生是“安祥禅”的首倡者，我们自然要向他请教有关“安祥禅”的问题。他认为，名之为“安祥禅”，是由于要表示一种与大宇宙相合的天人合一的心态，没有别的更好的字眼，只好用“安祥”二字。其实，“原来如此”，就是真理，其大无碍，“安祥”只是一个标志，“即相离相，即念离念”，才能获得某种不可言说的心态。有的人讲到佛法，“如是我闻”四个字可以讲四天，越讲越玄，并不可取，也不是佛法的本来面目。“无念”、“无住”、“无相”，凭这种心态是做不到的。

我听得津津有味。为了让耕云先生多讲一些，便不断提出问题。我说，“安祥禅”，毕竟占一个“禅”字，您的教诲中也常常引用佛教的理论、典故和公案，那么“安祥禅”与传统佛法是如何相联系的？耕云先生笑了，我这一句显然引出了他的知心话。老人家谦虚地说，作为中国人，他自幼崇仰巡民教化的圣贤，但他认为，具备教化的水准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因此，他将自己的心得名之为自悟自得的一种“禅”，只讲给有心之人、有缘之人、有觉之人、有悟之人。至于佛法，是他从少年时代便倾心研习的，经过抗日战争，他成长起来，对佛法的了解也逐步深入。他仰慕释迦的伟大人格，受到他的智慧的浸润，因此愿意以佛法为内涵来表达自己的觉悟。

不过，耕云先生仍难以忘情于“教化”的社会功能。他认为，以台湾社会来看，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犯罪率并未降低，说明仅有物质的满足是满而不足的，必须有一种能令人觉悟的思想来教化民众。他不反对健全法制，但不相信仅靠法庭和警察便能治理好一个社会。没有宗教，难以发挥一种安定人心的影响力。先生悲天悯人的慈心在谈话中时时流露。他强调应提倡对因果律的认识，这不是迷信，表面上看是宗教，其实是一种理顺社会生活的理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