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的超越维度则可使人跳出自己业已陷入的现代性怪圈，站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反观人类自身及其与所处外部环境的关系，找到自己的“根”和“家”，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高贵，意识到精神的力量和情感的价值，意识到自己心灵深处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意识到人类幸福的真谛，从而能够役物而不役于物，在俗而超拔于俗，在回归中完成心灵的超越。其实，通过向外逐物、向自然掠索来满足欲望的文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人类逐物不返，将欲望变质为永无休止的“贪欲”，走向一种“深度迷失”，而人类的心灵深处就潜藏着幸福的源泉，蓦然回首，反求诸己，注意发现和开发我们自身本有的资源，或许会建构一种最简单、最节约、最和谐、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绿色文明模式。这种出世的超越维度是对人类自身的提升和警醒，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永远的航标和指南。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整体圆融、多维和谐的智慧。这种智慧能够有坚实可信、自身融贯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并且具有现代性、超前性、开放性和普世性。它应当有助于打通由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造成的各种对立、矛盾和阻隔，使世间万物在终极性、同一性、圆融性的层面上达成新的整合；它应当有助于推进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并且促成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多维和谐、多元共存。

这种智慧遍布于中外古今的许多先哲和今哲的智慧中，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加以梳理和会通。比如“现代新儒家”之一的方东美认为，华严学的“主要理论系统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智能上所发挥之广大和谐性”，在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当创造性超越破坏性时，和谐也同时盖过了纷争，那时所存的，乃是根据人性而完成生命理想的精神大凯旋”，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富有启发意义。

还有，我们需要爱心和灵性。在一个没有彼此关爱、没有同情友善的世界里，人的生存无异于一场苦役。人类有太多的苦难、痛苦和烦恼需要用爱来抚慰、融化和拯救。只要彼此给予，就互相都能得到。许多人由“存者”进化为“智者”已属难能可贵，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在智慧的引领下，进一步将自身提升为一个“爱者”：爱真理、爱自然、爱他人，这同时也是最好的爱自己；另外，面对无限存在和未知世界，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理性和逻辑有时会捉襟见肘、悖论百出，还需要用活泼泼的灵性去把握。如果说理性是对本性的超越，那么，灵性则是对本性和理性的综合超越。一个灵性的世界，是一个生机盎然、充满创新活力的世界。

上述各点，我们皆可在文殊智慧哲学里找到基本的质素。它可为现代文明的重构提供别样的价值参照。那种在“出离—解脱”中所体现出的终极关怀和超越维度，在“不厌生死、不欣涅槃”中所体现出的慈悲精神和救渡情怀以及在以“第一”解构、以“不二”圆融、以“逆挽”转化、以“遮诠”显示、以“三昧”证悟所体现出的智慧和灵性皆可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这种“原初的语词”和独特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重新唤醒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可重新唤醒那些被我们在迷失中丢失的记忆，可重新激活我们的灵性和爱心。文殊智慧中尽管包含着许多需要剔除和扬弃的唯心主义杂质，但它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以及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精神，在当今矛盾重重多极化社会里仍然富有启发意义，是疗治“现代病”的一剂“红尘清凉散”。如果我们能够从文殊的智慧精神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并从中衍生和转换为现代人所需要的生态智慧、道德智慧、和平智慧、和谐智慧和心理智慧的话，那么，最古老的东方智慧将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取之不竭的价值资源。

文殊智慧既是佛地智慧的总体表征，同时也是东方智慧的一个典型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子美先生认为，与西方的智慧之神雅典娜相对应，文殊是东方智慧之神，或者应当是东方智慧的象征；不仅如此，正如印顺长老等所提示的那样，文殊智慧还可说是中国禅宗的一个源头。文殊直达“第一义谛”所彰显的“顿悟”法门以及“不二法门”、“自在三昧、”“一行三昧”，皆为后来的中国禅宗所发扬广大，但文殊智慧中还包含着比中国禅宗远为丰富的内涵。在“禅学”已被许多人说滥了的今天，更为体系化的文殊智慧似乎还可在返本开新和重新复出中成为“禅学”的一个升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