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日本，除了圣德太子，在日本慈善公益事业史上留下足迹的著名人物还有：七世纪的道昭（629－700）、行基（667－749）、八世纪的光明皇后（701－760）、十二世纪的俊乘坊重源（1112－1206）、十三世纪的兴正菩萨叡尊（1201－1290）和忍性良观（1217－1303）。他们架桥、修路、植树造林、筑堤治水、医疗施药、托儿养老，在多方面关照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一般民众提供便利。如奈良时代的行基到处劝募资金，修筑了木津川上的泉大桥和淀川上的山崎桥，为民众提供了通行之便，另外，还利用自己的号召力筑堤修渠，设立免费旅馆、车站等。因为他一生献身于慈善公益事业，死后被尊称为“行基菩萨”。而叡尊和忍性出于众生平等的理念，为当时认为在宗教上最难教化的“非人”说法，并在大阪建立了日本最早的麻风病院“北山十八间户”，忍性甚至亲自背着乞讨的病人到病院。1460年至1461年，由于灾荒和战乱，爆发大饥馑，光是京都就有八万多人饿死。当时愿阿弥受到室町将军足利义政支持，到处募款，设粥棚救济灾民。

在古代日本，慈善公益事业可分为救贫济苦的一般救济活动，和为社会提供便利的社会公益事业两种。无论哪种类型，都是佛教徒基于佛教的理念和思想所生发的爱他的、慈悲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都是由某位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佛教领袖提倡和组织领导下完成的，所以可以定义为佛教慈善。但同时，当时的佛教寺院是国家设立的官寺，属于国家财产，圣德太子、光明皇后本人就是国家统治者，而僧侣也具有官僚的地位，所以这些社会公益事业，也具有国家的地域开发或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因为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不发达，当时的慈善公益事业，也就没有明确的官方行为和民间行为的区别。这是与近代以来纯粹作为民间团体的佛教组织的慈善公益事业所不同的。

而且，镰仓时代兴起的净土真宗和曹洞宗等对佛教慈善事业并不积极。如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认为，只有念佛才是“正行”，其他的善行都是“杂行”，他甚至提出“恶人正机”说，即认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恶”，认识到自力修行不可能解脱，才会彻底地皈依佛菩萨，寻求救度。据此，他在《正像末和赞》中云“修善亦杂毒，故名为假行”，否定了行善的宗教价值。道元则主张“只管打坐”，对从事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态度消极。这些宗派所代表的这种追求精神超越、缺少现实关怀的倾向也对后世的日本佛教有很大影响。

二、近代日本佛教界的慈善救济事业

明治维新之后，佛教失去国家权力的庇护，随着神道教地位的上升、“排佛毁释”风潮的打击，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大大衰退。在此严峻的背景下，佛教也不得不思考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完成自身的近代化转型的问题。其中，佛教团体着力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二是积极进行慈善公益事业，向社会展示佛教仍然可以发挥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作用，从而为自己找到存在合法性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