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敌情是：广胜寺西北15公里的赵城县城驻扎了日军一个中队；7公里处的明姜村据点，驻日军一个小队；西南面同蒲线沿线还有敌人碉堡五六处，西南15里的洪洞县城驻日军的一个大队；正南7公里的苏堡镇，驻日军的一个小队；南面的日军已逼近广胜寺山下2公里处的道觉村，除通往根据地的寺东北方向外，三面均有敌人。二地委书记史健同志，根据上述情况，做了周密部署，由赵城县委、公安局的机关干部及边山村的党员、县大队、军分区基干营、地委机关干部和洪洞县大队，共同配合行动。赵县游击大队队长徐生芳同志负责现场行动总指挥，军分区基干营副营长罗志友为副总指挥，领导成员有县委书记李溪林、副书记吴辰、县长杨泽生等。指挥部设在离广胜寺2.5公里的郭家节村。确定于农历三月十三日入夜后按照部署行动。为了转移敌人注意力，赵城县委、县政府布置民兵于当天到山下村庄活动。佯称要攻打距广胜寺7公里的明姜村碉堡。

基干营副营长罗志友率领该营一连一排，配合县大队负责警戒广胜寺到明姜公路和道觉村到洪洞县公路方向的日军，洪洞县游击大队负责警戒该县境内公路一带，掩护运经任务。基干营一连二排、三排战士，由连长王万荣和排长张义龙、张龙祥率领，配合赵城游击大队的部分战士、机关干部及民兵百余人和二地委机关干部，一同进入寺内。由张义龙带部分战士登上飞虹塔，取出经卷，传递到塔下，随即运走。最后，参加警戒的基干一连一排的战士，也加入了运经队伍。寺里的30多名僧人也都积极参加了从塔内往外搬运经卷的工作。至午夜12时许，全部经卷安全运出广胜寺。于3月14日到达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参加护经的全体官兵受到了太岳军区通令嘉奖。

藏经从广胜寺运走后，力空法师为了逃避日军抓捕，移住广胜寺中殿东侧吕祖洞躲藏。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后，即率部到广胜寺向力空法师问罪，没有抓到力空主持，便将寺里的20多名僧人捆绑带走。力空在黑暗潮湿的吕祖洞躲藏了3个多月，后到兴唐寺任住持。山西省日伪省长苏象乾（苏体仁）为藏经事还亲自到赵城调查过，力空法师据理力争，义正辞严，抗议日军暴行，他爱国爱教的壮举，在我国现代佛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金版大藏经》安全转移到安泽县亢驿村之后，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不久，日军又调集三万余兵力，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地委机关的同志，在反扫荡斗争中，背着经卷，在亢驿周围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直到反扫荡结束，方把经卷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由太岳行署接收保管。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护卫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说：“赵城佛教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4700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寇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日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政民众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在该寺和尚协助下，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此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

当时日寇骚扰频繁，沁源县也不是安全地方，遂又秘密地将经卷运到山势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棉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洞查看；太岳区党委负责人兼部队政委薄一波同志，也经常派人前往煤窑检查。有一次，他派秘书刘元璋同志前往煤窑查看，途中遭遇扫荡的日军，刘元璋为保护藏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金版大藏经》在棉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3年。

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棉上县煤窑里的《金版大藏经》，运交北方大学保存。因北方大学西迁，经卷启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范文澜同志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前往看管。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1949年4月，经薄一波同志批准，电令太行行署将《金版大藏经》运往北平，交北平人民图书馆珍藏（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并特别指派张文教同志负责护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