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角色刚好跟民国四十一年传戒结合，想让修行的女众不只是独身、吃素的“菜姑”，也可以成为对社会弘法、受到社会认同的比丘尼；女众受戒成为台湾佛教的风潮之后，比丘尼才能在佛教界站起来，这些使后来的比丘尼有前例可循、有楷范可以学习。

以上悟因尼的分析，从比丘尼实务的学习来讲，的确说出了天乙尼的角色和贡献。但如果深入分析，就暴露了她对历史大环境认识的严重不足。从表面上看，战后才出家的天乙尼的确是在逃难僧释白圣的提携之下成为释白圣长期主导中国佛教会在台传戒不可或缺的两大重要助手之一，但天乙尼出家之前已在日本受完大学文科教育，难道这对她的出家生涯完全无影响吗？当然不至于如此。事实上，在战后初期逃难来台各省僧侣中，真正有才学的，坦白说，并不多，但戒行不净者则比比皆是。纵然当时一再举办传戒活动并被当作“去日本化佛教”的有效利器，但戒场上威仪十足的权威戒师其实并不精通佛教戒律。据目前所知，每次传戒时，担任执笔撰写同戒录的书记，最大的任务就是，事后替列名的戒师编写在戒场上讲不出、讲不清楚的教授内容。因此，如果是同戒录的撰写高手如律航师、释真华或如后期佛光山新秀依空尼等人执笔的话，当期的同戒录即内容丰富、文笔流畅，而戒师则个个能言善道；可是，如果换个补过或编造本领不足的人，则戒师的真面貌就一一原形毕露了。所以，当时刚出家的天乙尼也许对佛教所知不多，虽觉不对劲，但使不上批评的力气。因此，当时来台的逃难僧往往认为她很高傲，而不知她其实是对教界滥竽充数的僧侣的不满之故。对照之下，当时另一新出家的释会性则愿以低姿态协助如白圣之类的大戒师代为讲授戒学，因此获得好评连连。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屏东东山禅寺的特殊性。一来，它是日僧东海宜诚在屏东经营多年的台湾道场，基础深厚；二来，在日据后期，当龙湖庵和莲峰寺被驱下山而居新超峰寺的那段岁月，东山禅寺取代彼等而成为皇民化日式佛教的台籍新佛教女性精英的集训中心。泽木弘道尼和东海昌道尼长期驻寺指导，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效。有“台湾尼姑王”之称的如学尼，她于日据后期在日本受日式尼僧训练。战后数十年，她表面上尊奉逃难的大陆佛教僧侣，骨子里则以曾受日式尼僧训练自傲，至死未忘。因此，圆融尼由龙湖庵来东山禅寺以后即力主改纯粹尼寺的新作风不只是对龙湖庵尼众道风的移植，同时也反映了她在日据后期的改造经验。只有回归到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看出近百年来台湾佛教女性从斋姑到比丘尼的变迁的完整发展轨迹。

以上虽然指出了和悟因尼的不同理解脉络，但对龙湖庵的现住女众来说，当时的传戒风波和戒期的风光虽轰动一时，戒期过后不久，一切就如过眼烟云，成为不具现实意义的往事了。

龙湖庵此次传戒的活动高峰其实是由庵中出走的新一代精英和留守本庵的老一辈共同达成的，可是，彼此的发展途径早已大异其趣、泾渭分明：新潮的天乙尼自是新潮的天乙尼，传统的圆志尼自是传统的圆志尼。因此，在圆志尼的领导之下，龙湖庵女众在传戒后的日常生活依然保守而传统，静修礼佛如故，宛若沉静的湖泊，水波不兴，与世相忘。并且，既然现实潮流已离庵中女众的宗教心灵很遥远了，则不必再多干扰，可以停笔讨论，改论其它道场的兴革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