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只说出事情的一半真相，另一半，同时也是最关键的部分，释白圣却一句都没说。其实，问题出在天乙尼的强势作风上，抵制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天乙尼而非二部传戒。据参与那次传戒的台北松山寺道安师回忆：“他们反对天乙操纵龙湖庵戒坛且自任戒坛得戒之名，而大加反对，……所以他们都不参加今年戒坛，而且不准其它高雄比丘参加。”天乙尼的高徒、战后在嘉义县竹崎乡创立著名尼众道场香光寺的悟因尼回忆那次龙湖庵传戒的风波说：“整个夏天我都陪师父东奔西跑，请长老比丘、比丘尼当十师、引礼、引赞，但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答应。……一直到开堂那天，人事问题都还在讨论中。”但整个抵制行动并没有摇撼天乙尼的决心，因这是她生平亲自操盘如此重大女众出家的传戒大典，既能独立做主，则她愿一肩承担，百折不屈，撑持到底，将尼众大戒顺利传完。至于这次传戒后天乙尼的心情，悟因尼后来有两段追述和评论，相当精辟，颇能呈现当时天乙尼的心境和相对的佛教状况。第一段，她说：“我觉得她对传戒成果还是挺满意的，因为：第一，她从没有在自己的道场传戒，在自己的道场传戒当然负担较大，而这次戒常住在龙湖庵，她负责筹措、推动，一切戒坛的硬件建设、戒常住知客、库头的运作以及是否有人来打斋等，这些都不需要她担心，再加上戒常住又完完全全配合她，对她非常支持、尊敬，比在自己的道场传戒好多了。第二，这次有很多优秀的新戒子，如依空法师等，她非常赞叹。第三，启用了很多新人，大家共同把戒坛撑起来，完成了这次的传戒，印证了‘只要自己能坚持，还是可以完成一些事’这句话。第四，这次传戒打斋超过往年任何一次的传戒，虽然无法扭转传戒惯例的问题，但尼众更加结合了信众来打斋，在经济方面表示对师父的支持。”

悟因尼的这一段评述，与其说，能如实道出其师天乙尼的当时心声，不如说她精确地描述了当时龙湖庵的女众道场性格。事实上，龙湖庵此次传戒是追随开会尼数十年的圆志尼的悲愿。从日据后期到战后，圆志尼亲历了龙湖庵的各种变革，因而她继其师开会尼出任龙湖庵的住持之后，几年之间即将战后龙湖庵的硬件建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而，她请原出龙湖庵门下的圆融高徒天乙尼来庵主持尼众的传戒一事并非如外人入主，而是宛若世俗女儿回娘家一般的亲密和完全值得信赖。委任者圆志尼的悲愿，天乙尼可以充分理解，而圆志尼对被委任者天乙尼的一切措施也绝对放心。因此，剩下来的工作，就是彼此共同风风光光地把事办完，令大家满意。有关这一点，从悟因尼的说明中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

当然，悟因尼的说明还有另一层历史涵义。我不认为悟因尼了解其中的相关背景，她只是如实地描绘了当时她的所见所闻。我如此评论，其指涉究竟为何？其实，我要提出的是，关于龙湖庵的经济实力以及其对佛教妇女信徒如何具广大影响力的问题。

龙湖庵所以在台湾佛教界享誉盛名数十年，是由于它是具清望、无丑闻、能为各方所信赖的女众道场。试想：如此庞大的女众专修道场，几十年下来，若非能持续保持它一贯的戒行清净、管理良好、环境优美、生活简朴等特质，则此一庵堂早已成为各方攻击的焦点。我们看到，从开山的开会尼以次到继任的圆志尼，虽都缺乏渊博的佛教知识，观念上也极为传统和保守，却将几十年来的优良道风持续维系了下来。在某种意义上，龙湖庵的存在其实成了南台湾不幸妇女面临困境时最能信赖的人生避风港和平安的象征。也由于这样，只要庵中的道风不变，平时和其互动的广大佛教妇女对道场的信任也就不会改变，因此相对能提供的赞助也比对其它道场要来得更大方、更慷慨，这就是龙湖庵为何自日据时代以来经济实力雄厚的关键所在。而这种特质和悟因尼目前所创的嘉义香光尼僧团其实是大不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为传统的，一为现代的，而两者在意识形态或专业的素养等方面可以说都截然不同。所以我说，悟因尼的上述描述是精确有余而理解未必深刻。反过来说，从天乙尼到悟因尼本身，两代之间的差异正好反映了战后台湾佛教现代比丘尼的发展轨迹。因此，悟因尼的另一段回忆更具历史意义。她说光复后第一次在大仙寺传戒时，她只是戒子；第二次传戒，虽然她的戒腊很年轻，但已经当了引赞；渐渐地，她在戒坛有一席之地，可以发言，不只扮演引赞这种“保母”的角色，还可以翻译、讲戒、教规矩，可以用女众的身份教女众，因为教女众时很多话比丘不能讲、无法教，例如十三重难、十六轻遮等，这应该不只是权力的问题而已。由于师父她个人角色的扮演，使比丘尼的身份更加明确，如可以指导女众修道、管理尼众寺院机构、在戒坛讲戒以及排解其它女众寺院的纷争等，以这些方式让女众自己教导女众，确立了比丘尼在佛教教团中的角色、地位、身份，在这方面她确实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