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会。

杨澜：医院里有大量的志工，也就是义务工作者，他们中的不少人平时是台湾各地的老板或者是高级行政人员，到了周末就飞到花莲，在医院中照顾病人，暑假期间大、中学生们也来到这里，参加慈济有十八年之久的颜惠美女士专门负责给他们安排工作。

杨澜：你接触到那么多很年轻的孩子，有时候还是高中的学生，他们到这里来做志工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让他们知道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他们在外边的世界里所一般被忽视的呢？

颜惠美：现在最忽视的就是伦理道德，因为年轻人觉得很自大，他想说“我快乐有何妨”，所以对我们的长辈，甚至于老人家，他都不晓得说，那些老人家的辛苦就是在维护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的家园。他认为说有老人嘛，有什么好去为你们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来到医院之后，看到孤苦无依的老人，就自然而然地为他们刮胡子，洗洗头发，洗洗他的脚，所以在这样的动作之中，他恍然大悟“跟我无缘无故的老人怎么我会这样乐意去为他洗，为什么我的爷爷、奶奶跟我住在楼上楼下为什么我都不去打招呼？”甚至于认为“我累了，我回到家里，我就要到楼上去躺着休息，我还要去跟爷爷、奶奶谈天说什么。”所以自然而然地他知道他错了。

拒绝装神弄鬼，证严法师说“我没有什么法术”。

女性在慈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慈济委员就以四十岁以上的女性为主，参加慈济以后，这些妇女不仅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得到心灵的满足，同时也找到了一个拥有强大道德力量的团体的支持。这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而她们的丈夫也在妻子的推荐下参加到慈善活动中来。

慈济委员：我想最大的改变是我跟我先生之间有一个共识，然后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想法，能够帮助有求的众生，这是最大的改变。那以前可能都是先生回家会讲到事业，讲到小孩，还是朋友之间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共同话题就是慈济。

杨澜：过去会吵架吗？

慈济委员：也不是吵架，就是有一点争执，他的应酬比较多，会喝酒。现在他酒也少了很多，因为还是有应酬，但是他的烟也少了很多很多。他喜欢做这样的事情，让他可以疏解他很多的压力，因为上人教我们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那手心向下的人就会得到很大的欢喜。

杨澜：你现在会觉得自己在家庭中的这种位置或者说影响更大了吗？

慈济委员：我觉得我更有智慧来处理很多事情。

今天的证严法师是很多人追随和崇拜的对象，有人甚至抱了孩子让她摸一摸孩子的头来消灾除病。而证严则笑笑说，“如果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就不用盖医院了。”

证严法师：我的作息很简单，三点多起床，开始自己打打坐，理理活，然后就要出去说话了。天未亮就开始要早晨的讲话，上课。然后就一天开始一直到晚，要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一整天到底是怎么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