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简朴及非暴力是紧密相关的。消费的最佳形态，是借由相对的低消耗率这种手段，产生高度满足感，使人们得以生活得没有压力及紧张，并且符合佛教经义的主要教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当物质资源已到处呈现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那些以适当使用资源为手段来满足其需求的人们，是比那些依赖高度使用的人们更易免于互相残杀之苦的。同样，那些生活在高度自足的地方社区的人们，不太会像那些依靠全球贸易系统维生的人那样，容易介入大规模的暴力。

因此，佛教经济学的观点，以当地资源的生产来满足当地的需求是经济生活中最理性的方法，而依赖远方的进口，并且需要为出口到不知名及遥远人们的手中而生产，是高度不经济的方式，惟有在例外的情况及小规模范围内有其正当性。而现代经济学家也得承认，在某人的居所和其工作地点之间，高度消耗运输服务，标志着一种不幸而非高生活水准。因此，佛教经济学家也会认为宁取远方资源不取近邻资源来满足人类的欲望，标志着失败而不是成功。前者倾向于以某国交通系统所运载平均每人多少吨／英里数的增加这类统计，作为经济进步的明证，而对后者——佛教经济学家——而言，同样的统计数字可能显示消费形态出现一个高度不乐观的恶化程度。

现代经济学和佛教经济学另一个显著的差异，体现在大自然资源的使用上。佛陀教诲告诫人们一种虔诚及非暴力态度，不仅限于一切有知觉的生物，同时还特别强调树木的重要性。佛陀的每位跟随者每隔几年必得植一棵树并照顾到它能自己存活为止，佛教经济学家毫无困难就能论证，这条规律一旦在全球落实，终会带来真正的经济高速发展而毋须任何外援。东南亚许多经济的衰败(像世界许多地方一样)毫无疑问是由于对树木的不注重和可耻的忽略。

现代经济学由于其特殊方法是以货币价格为手段来等同并量化每样事情的，以致不去区别可再生及不可再生的物质。因此，有关不同类别的燃料，像煤炭、石油、木材或水力，现代经济学所看到其中的惟一不同，就是每个同值单位的相对成本。最便宜的自然而然受到偏爱，如果不如此就是非理性及“不经济”。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可不是如此。这边不可再生的燃料，如煤炭及石油，和另一边可再生的燃料，如木材及水力之间的基本差异，不能简单地予以忽视。不可再生的物品，惟有在其不可或缺，并且以极细心和最小心谨慎的态度去保存时才能使用。不经意的使用或挥霍这些不可再生的物品，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当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做到完全非暴力属于不可能的情况下，对人类而言，其全部行为致力于非暴力的理想，仍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如一位现代欧洲的经济学家不会把将所有欧洲艺术宝藏以诱人价格售予美国一事视为一项伟大的经济成就一样，佛教经济学者会坚持，某个群体的经济生活如依赖不可再生的物品，就是寄生在资本项目，而不在收入项目上。类似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可能维持久远，只能纯属权宜之计。当世界不可再生的燃料资源——煤炭、石油及天然气——在全球的分布极其不均，且在数量上毫无疑问又极其有限时，以前所未有的增长率来开采这些资源，很明显是一项对抗大自然的暴力行为，这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之间的暴力。

佛教经济学在实时经验和长期远景所做的探讨，即使对那些相信经济增长是在“现代的成长”及“传统的停滞”之间做选择的人，也是有参考价值的。这是一个寻找发展正确途径的问题，在唯物论的漫不经心及传统论的静如止水之间，找出中道，简言之，即追寻“正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