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佛教的观点，有两种运作机制必须划分清楚：一种是增强人类的技巧及能力，另一种将人类的工作转化成机械式奴役，置人类奴隶般工作的地步。然而如何区别这两种运作机制呢？阿南大·库马拉斯瓦米，一位对现代西方及古代东方都说得上话的人，认为：“工匠本身，如果获得允许的话，常常能够为机器及工具作出精细的区分。织毯机是一个工具，一种将经线拉紧好让工匠把绒毛用手指穿越其中的装置；但织布机是一个机器，而其之所以具有明显的摧毁文化的作用，实因其执行了原属人类工作的那部分。”因此很明显，佛教经济学和现代唯物论的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理由是佛教认为，文明的根基不在欲望的增多，而在人类特质的纯化。人类的特质，同时主要由人类的劳动而定。而劳动，是在人类有尊严及自由的情况下适当地展开。凡从事劳动的人都得到祝福，而他们的产品也是。印度哲学家兼经济学家J.C.库马拉帕将这类事情总结如下：

“如果劳动的性质经过适当的评鉴及应用，那么，劳动之于提高才能的关系，就像食物之于人体的关系。它滋养并活化人类的更高层面，并促使人类达到力所能及的最佳成果。它指引人类的自由意志沿正当途径发展，并将其内在的兽性约束在进步的轨道之中。它为人类提供极佳的场景去展示其价值的高低，并发展个性。” 

要是人类失去获得工作的机会，他就会陷入绝望的境地，不光是因为他少了份收入，而在于他缺乏这种纪律性工作的滋养及活化因素，这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予以取代的。

就佛教观点而言，把商品看得比人类更重要，而消费比创意活动重要，这是将真理本末倒置。这意味着关注点从工人移到劳动的产品上；也就是，从人类移到非人类，向恶势力投降。佛教经济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以充分就业来规划的，其主要目的，实际上就是让每个需要“出外”谋生的人就业；它不是求就业的极大化，也不是求生产的极大化。总的来说，妇女不需要“出外”谋生，妇女在办公室或工厂的大规模就业可被视为经济严重失败的讯号。尤其是，在一位佛教经济学家的眼中，让幼童的母亲在工厂工作而幼童在外面游荡，就像一位熟练工人去从军，在现代经济学家的眼中那样的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