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印顺导师在家佛教思想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应用与发展 

虽然居士林的创立要比印顺导师《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思想的提出早了三十多年，但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组织架构和发展模式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居士林的发展理念几乎与印顺导师的在家佛教思想不谋而合。居士林的管理和产业信托是在家居士，具体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在家居士，但它的领导师是德高望重的大德法师。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林友大会，董事会由林友民主投票选举，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在董事中再复选产生，具体有：林长、司理、财政、弘法、修持、慈济、放生、交际、佛经流通处、图书馆等部门。每个部门安排一个正职负责人，一个或以上副职负责人。虽然居士林几乎是新加坡年收入最高的宗教慈善团体，但所有董事及部门负责人全部不领薪水，皆为义工性质。它的主要服务领域可归纳为十大类：

1、弘法。主要包括日常礼请法师或居士讲经、印赠经书、网上佛教知识、免费录制流通CD、VCD等佛法资料。

2、推动种族宗教和谐。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社会，现有四大种族、九大宗教。居士林自创立以来就主动与各个宗教展开对话交流，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对其他宗教所举办的公益活动或慈善机构鼎力支持。

3、宗教修持。为林友及大众提供场所，除每天早晚课诵外，还有静坐班、念佛堂，每年例行举办清明超荐法会、传灯法会、地藏孝亲法会、药师法会、新年万佛法会等。

4、教育。成立教育基金，设立助学金，帮助低收入家庭学生完成学业或海外交流；在僧教育方面，全力资助好学上进的出家法师赴海外留学或继续深造，并已经与净宗学会合作举办弘法人才培训班多届。

5、慈济。设有慈济基金，每年岁末发放度岁金，派发日常食物给贫困家庭，定期访问和捐助老人院、孤儿院、戒毒所等慈善机构，全年免费提供素食给任何种族及宗教的大众，施棺给需要者。日据时期曾成立“中华佛教救恤会”，特设难民收容所27处，使各族青年数千人得以庇护。

6、医疗。已开办了三间中医义诊所，免费为贫病人士诊疗，并已多次为60岁以上的林友免费体检，长期资助全国肾脏基金等公益机构。

7、文化。设有新加坡最完备的佛教图书馆，多次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来林演讲，如此次与北京大学等机构合办的“东南亚文化研讨会”、去年余秋雨教授关于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讲座；还先后编印《狮子吼》丛刊，创办了《狮城潮音》期刊、“中华文化研修班”，并长期资助其他团体所举办的公益文化活动。

8、艺术。设有书法班、绘画班、盆景班等，曾多次举办书画展览，也曾开设过古筝、二胡等华乐班。

9、家庭服务。设有家庭服务中心和学生托管中心，并已和家庭及青少年法庭合作进行案例辅导，林长李木源居士也经常亲自提供家庭辅导服务。

10、临终关怀。临终辅导、帮助林友助念、处理林友丧事以及亡灵超荐等。 

其实，在居士林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它所涉足的领域完全不止以上所列。在七十年中，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居士团体，积极地扮演着入世济世的多重角色。她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不断运用现代科技传递佛陀法音，引领佛教永远处于时代前沿，在传统与现代，在神圣与世俗之间作足了文章，将在家佛教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境域。它的组织架构，弘护方式，横向拓展服务社会的理念，在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及种族宗教和谐策略上的全力投入，都为新世纪在家佛教的发展预制了蓝图。中国佛教协会赵国忱先生访问居士林后曾在他《先进的佛教居士林》一文中说：“她（居士林）为佛教增光，为国家排忧解难，为社会启迪人生，为人民造福，成就巨大，世人瞩目。”以居士林这七十年的成就来看，赵先生对居士林的评价一点都不为过。我们坚信，居士林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在家佛教发展道路上的领头羊，为新时代佛教的整体推进贡献智慧。

六、对在家佛教应有的理性定位

目前，随着在家佛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蓬勃发展，僧俗关系，成为近现代佛教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近现代居士的绝大多数，出于佛教以出家众为中心的传统，对出家僧团尤其是戒行严谨、见地真正、有修有证的高僧相当尊重，一般都到寺庙里从僧人受皈戒，多拜某位所敬重的僧尼为师，尽承事供养之责。各居士团体，多礼聘高僧为导师，常请法师讲经说法，传授皈戒，主持法会，并常护持寺院、供养僧众。但是，出家众中的一些人及一些在家居士，出于僧尊俗卑的传统观念，对在家佛教颇为排斥，认为住持佛法乃比丘僧之职事，白衣弘法乃佛教衰亡之征兆，僧尼问学、供养大德居士，更被斥为有辱僧格之举。而在居士界，有些人出于对僧尼素质低劣的不满，反对僧尊俗卑，认为佛法的弘扬不一定要以僧团为中心，被称为“二宝居士”。僧俗矛盾，因而成为近现代佛教界的一个重大问题，曾经尖锐化，发生过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的争斗及王弘愿因灌顶传法被僧界群起而攻之等事件。

僧俗矛盾的存在和解决，终归基于对在家佛教在佛教中应有地位及对僧团现状的认识。在僧团方面，基于僧本位的立场，对居士的不满主要在于居士群起弘法喧宾夺主，侵犯了传统比丘的尊严，认为白衣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讲经说法，僧尼绝不能师事居士。在居士方面，少数“二宝居士”认为时届末法，僧团中求名闻利养者众，真修学者少，僧尼伪滥，无僧可宝，对僧团难生恭敬。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有一定依据，但都带有极大的片面性，需要宗依经论，考察现状，对在家佛教作出理性而如法的定位。 
考诸经纶，无论是佛言祖语、佛法义理还是佛教现状，在家居士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讲经说法，僧众不能师事居士等观念，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印顺导师站在僧人的立场，通过其严谨的佛学研究，对此作出了注脚。他在《佛法概论》、《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等著作中，引证经论，证明在家二众为“七僧伽”所摄，出家在家在修证上完全平等。“白衣能理和同证，也可称之为僧伽，而且这还是真实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赞叹。”

在印顺导师看来大乘本为在家众的运动，大乘道的实践应以身处社会民众中的在家众为主体，长期以来僧主俗从的结果，导致“学佛等于出家”的误会，使佛教与社会脱节，凋零衰落。振兴佛教，必须着重于青年、知识界、在家众；在家佛教的建设，以建立居士道场（优婆菩萨僧团）和佛化家庭为两大要务。印顺导师对在家佛教的论述中，蕴含着应时契机的深睿智慧，是从对佛陀教旨的深彻体认和对佛教历史的深刻反省中得出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