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以来的现代人间佛教运动倡导打破法派和剃派的十方选贤制，厦门的南普陀寺等法派或剃派寺庙相继改为十方选贤丛林。可是，正如弘一大师所说，中国的佛教传统，祖师崇拜普遍高于佛陀崇拜，因此，卡里斯玛式的开山宗长或宗教领袖是维系僧团和推动僧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何况，由于近百年中国社会的新旧杂陈和现代僧伽人才的匮乏，特别是寺僧素质的普遍低下和许多信众缺乏正信，十方选贤制很难在寺院中长期推广，真正契合现实社会需要的，大多还是有经受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法派或剃派的选贤丛林，如当代台湾佛教的四大道场。圣严因此在遗言中强调所有法鼓山系道场，均需要承续法鼓山的法脉，而且永远不得废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并强调总方丈是僧团的精神中心。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圣严法师遗言》对于现代中国佛教僧伽制度的一个突破性意义，在于力图打破法派或剃派丛林中过于依赖人治等的传统积弊和时病，强调“道风的确保、人才的教育、互动的关怀及人事的安排，宜纳入统一的机制”，“督策僧团寺务法务僧断僧行”的总方丈，当“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完全拘泥于在剃派丛林（僧团内部）中产生未来的总方丈，也没有完全拘泥于总方丈必须是比丘，而不可以是比丘尼的流行习惯，而更强调的是“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的选贤标准。这说明他并不拘泥于时下普遍流行的剃派选贤制而把十方选贤看作是法鼓山僧团建设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这是他在僧制理念上超越自我、也超越时代之处，是对太虚大师所制定的现代人间佛教僧伽制度的创造性发展。

《圣严法师遗言》对于现代中国佛教僧伽制度的另一个突破性意义，在于强调了法鼓山国外道场的禅风一致化和人事本土化的基本原则，以确保真正的中国禅法在异域文化中生根推广。被印顺法师称为中国佛教传统之继承人的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也就是说，中国佛教文化的精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禅文化当中。可是，近代以来，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禅文化是日本禅。从日本获得博士文凭后，圣严就去美国努力弘扬中国的禅文化，积极推动以禅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国际化与现代化发展。在这方面，圣严所领导的法鼓山僧团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突破，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强调国外道场的禅风一致化，就是要不断推展中国佛教文化的国际化事业，使中国佛教文化真正在异域文化中生根、开花、结果，从而把中国的佛教文化智慧贡献于现代世界新文明的建设，使融会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新文明更具有包容、和谐与慈悲精神。但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并不是要中国人主宰世界，而是要让各国人民自觉吸取中国佛教文化的伟大智慧而更好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因此，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就是要自觉地向那些大力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古代高僧大德们学习，让接受中国禅法的本地僧伽领导其僧团建设和弘法事业，这就是圣严所提出的人事本土化。很显然，圣严的这一遗愿，充分吸取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智慧，充满了对中国佛教文化世界化的美好愿景。

圣严在“遗言”中特别强调他的身后事，“不可办成丧事，乃是一场庄严的佛事”。他最后说偈：“无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来没有我，生死皆可抛。”这充分体现了这位正信正觉的当代中国佛门领袖具有真正的大智大勇和大愿。

2009年1月5日，北京海淀世纪城六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