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说《圣严法师遗言》“无可比拟”，是因为近些年来佛教界和佛学界不少人都很关心台湾四大僧团的新老交替与接位问题，而这份遗言应该说比较审慎和明确地规定了法鼓山僧团的管理体制及其文化教育事业之未来开展的原则和方向。而且，这一原则和方向，契理契机，反映了圣严大师高尚的僧格和伟大的智慧。

太虚、印光、弘一、虚云被公认为是现代中国佛门的四大高僧。圣严大师传承了虚云所接续的禅宗法脉，并自觉继承和弘扬了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正如他在自述“学思历程”中所说：“我必须承认，受到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两人很大的影响”。同时，他的“遗言”还体现出对印光、弘一所树立的现代佛门风范的继承和弘扬。如印光和弘一两位大师都在舍报前留下遗嘱，要求身后事从简，不搞任何追悼会、建塔及其他纪念活动，而圣严大师在遗言中要求在他“身后，不发讣闻、不传供、不筑墓、不建塔、不立碑、不竖像、勿捡坚固子。礼请一至三位长老大德法师，分别主持封棺、告别、荼毗、植葬等仪式。务必以简约为庄严，切勿浪费铺张，灵堂只挂一幅书家写的挽额‘寂灭为乐’以作鼓励；恳辞花及挽联，唯念‘南无阿弥陀佛’，同结莲邦净缘。”并要求在他身后，请林其贤教授夫妇，将其“年谱”，“补至我舍寿为止，用供作为史料，并助后贤进德参考。故请勿再编印纪念集之类的出版物了”。等等这些，正是他自觉继承和弘扬印光、弘一之法门风范的具体表现。

佛教的弘传依赖于佛、法、僧三宝。佛教历来强调，佛在以佛为师，佛不在以法为师；而法依戒而存，戒在则法在。因此，依法守戒的僧宝之健全，是佛法得以弘传的根本保证。圣严大师在最后的遗言中，非常强调僧团的重要性，要求其“遗言嘱托”，由“僧团执行”。这是他对僧团的信任，也是他对僧团的期待。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外界最为关心的僧团接位与管理的问题，他特别提出两点遗嘱来加以规范：一是，“凡由我创立及负责之道场，均隶属法鼓山的法脉，除了经济独立运作，举凡道风的确保、人才的教育、互动的关怀及人事的安排，宜纳入统一的机制。唯在国外的分支道场，当以禅风一致化、人事本土化为原则，以利纯粹禅法之不堕，并期禅修在异文化社会的生根推广。”二是“法鼓山总本山方丈一职，不论是由内部推举，或从体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担任，接位之时亦接法统，承继并延续法鼓山的禅宗法脉，亦不得废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是为永式。佛说：‘我不领众，我在僧中’，方丈是僧团精神中心，督策僧团寺务法务僧断僧行，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