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以来除《法经录》之外的各种经录都在真谛的译籍顶下列人《大乘起信论》，但是  在於资料欠缺等原因，数种资料的记载有一些差异，再加之唐代玄奘所传唯识学与真谛系统  的不同，近代以来遵奉玄奘所传的学者，使用严格的文献考据方法，对於真谛翻译《大乘起  信论》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并且力主其为“中土撰述”。而一些过分崇奉佛教本土比者也随之认同这种“中土撰述”说。

总体言之，近代以来，关於《大乘起信论》的争论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文献考据”层面，集中在梁译本是否真的是真谛所译还是中士人士所伪托撰写以及唐译是否为“译本”等问题上。二是在义理层面，主要围绕由此论所推动的“本  觉”思想是否是“合法”的佛教思想的问题。本节拟从第一层面人手了来清理围绕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所产生的争论。至於义理层面的争论，拟另行专门论述。

已故华裔著名哲学家傅伟动曾经说过：“在现存的所有汉文佛教典籍之中，《大乘起信论》应可视为第一部奇书。一千四百年来不但有关此书作者姓名的谜题一真未获解答，连有  阅成书时地的考证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谜上加谜，愈形复杂。”这一总结归内表面看来颇有道理，甚至近半个世纪的一说起这部著作，人们都似乎都这么说。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大乘起信论》从其译出，特别是进人佛教界流通以来，佛教界都一直是明明白白地知晓其为译籍的身份。从这个角度说，其“谜上加，愈形复杂”并不是一千四百年来，而是近百年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