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艳诗”是法非喻

刚才的一番分析告诉我们，“小艳诗”不是用来比喻某种禅法，而是其本身就是一种禅法或直接就是禅法，这就叫“小艳诗”是法非喻。因为比喻乃是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小艳诗”是法非喻也可等价地理解为或定义为“小艳诗”不是用来表达某种禅法而是“小艳诗”本身直接就是一种禅法。实际上，不但作为“文字禅”的“小艳诗”是法非喻，而且其他的一切“文字禅”作品也都可以理解为是“是法非喻”，即不是用文字来表达禅法，而是其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禅法。我在前文为了方便“文字禅”的出场而引用他人之论曰：“文字禅主要是采用偈颂、诗歌等形式表达禅理，而非一般的语录文字作品”（请注意其中的“表达”一词），这实际上只是一种佛教式的随顺或随缘的作法，因为我如果一上来劈头盖脸就说“文字禅”是法非喻，其文字不是用来表达某种禅法而是文字本身就是禅法，那就显得有些突兀和不近“学情”，要知道，学界一直以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在说着相反的话，即认为“文字禅”是喻非法，“文字禅”是在用特定的文字来表达特定的禅法而不是其文字本身就是禅法。然而我自己私意实在是不能同意对“文字禅”作这样一种界定的，因为在我看来，“文字禅”固然不是“一般的语录文字作品”，但也不是“采用偈颂、诗歌等形式表达禅理”，而是“偈颂、诗歌等形式”本身就是禅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字禅”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在“文字禅”那里，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文字即禅，禅即文字；偈颂即禅，禅即偈颂；诗歌即禅，禅即诗歌，……依此类推，凡是属于“文字禅”的作品，其各种各样的文字形式就是禅本身，而不是象坊间所说的那样是用来表达禅的，简单地说就是，所谓“文字禅”者，文字就是禅，而不是用文字表达禅——这就是“文字禅”是法非喻的确切含义或“文字禅”的内涵，至于“文字禅”的外延，当然不仅仅只是圆悟克勤的“小艳诗”，不仅仅只是“偈颂、诗歌等形式”，其在禅宗史上的指涉乃是非常地广泛，这正如杨曾文先生之所说，“文字禅的表达形式有多种，有语录、举古、征古、拈古、代语、别语、颂古、偈赞、诗歌、法语、杂著碑铭序跋等”。不过，学界现在一般认为“文字禅”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文字禅”包括“古德语录、公案话头、诗僧诗文、禅师偈颂等形式各异的文字作品”；而狭义的“文字禅”则主要是指禅诗（偈颂、诗歌）和“公案”，其中禅诗的例子如圆悟克勤的“小艳诗”，而“公案”的情形则如下所示：

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

这是圆悟克勤《碧岩录》中的第四十五则“公案”。作为禅宗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文字禅”作品集，《碧岩录》共收集了一百则在禅门中广泛流传的著名“公案”。对于这些不是表面上而是故意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的“公案”，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去追问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百般思索去求解，并把它们与佛教教义联系起来，从比喻的角度来牵强附会地加以佛学的解释。实际上，“公案”不是用来“解”的，因为“解”便是“拟议”，便是落入第二义，便不是讲求当下讲求直接的禅。如果我们有幸从“公案”中煞费苦心地“解”出了佛法禅理，并且认为禅师们弄出“公案”就是为了用“公案”来表达特定的佛法禅理，那禅宗当初何必要提倡“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视经教如仇敌，直接言说经教佛理不就得了？直接说不是更省事吗？何必要如此绕弯？要知道禅宗是崇尚直接而厌恶绕弯的呀！禅宗不绕弯，禅宗的“公案”肯定也不绕弯。禅宗的“公案”直接就是佛法禅理，而不是绕着弯来表达佛法禅理，也就是说，在“公案”中，问题就是答案，答案就是问题，一切都明晃晃地摆在那里，根本用不着多此一举“曲经通幽”地再去求解找答案。当然，若是解释得还算合乎佛法，那解就解吧，权当作个佛学练习；然而，若是纯粹凭想象不着边际地胡乱用非佛法的外道来解释一通，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不可原谅的“恶搞”了，比如，对于禅宗史上著名的“赵州茶”公案，“由于赵州茶实在是名动天下，后来也就出现被异化的状况。当时好多外道邪说，譬如《莲宗宝鉴》记载说，‘今愚人不明祖师大意，妄自造作将口内津唾，灌漱三十六次咽之，谓之吃赵州茶。’把唾液反复灌漱三十六下再吞咽，道家有这样的养生功夫，但和赵州茶没有关系。还有的教人家说，你把朱砂和茶末点一碗，给临终的人吃下去，叫‘会赵州机关’，死后肯定不堕地狱，这更是瞎说了。‘更可怜悯者，有等魔子以小便作赵州茶，何愚惑哉？’小便当然不是赵州茶，中医里叫做‘回龙汤’，固体叫‘人中白’。‘非妖怪而何耶？真正修心者，但依本分念佛，期生净邦，切不可妄将祖师公案杜撰穿凿，是谤大般若之罪人也。’居然出现这么多古里古怪的赵州茶”，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用佛法来解“公案”已然大谬，更何况用非佛法的外道来解释“公案”——“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总之，“公案”根本就不必去解也没法解，因为“公案”中的问答都体现为一种悖论，而悖论又是不可解的，悖论只可去体悟，“如果对悖论有体悟，即是到达百尺竿头，此时，‘山穷水复疑无路’，纵身一跳，那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体悟悖论的参“公案”，也就是说，对于不可理解的“公案”，我们只合去参。“参禅者就是要从知性意识里逐渐脱离出来，进入一个纯粹空无的境界，目的在于超越所有的意识。……根本目的是达到解脱，而非知识理解。……知性理解就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在佛教传统中，禅者的宗教经验……是一种‘非知性’。”禅宗的参“公案”就是“非知性”的。

参“公案”也叫参“话头”，那么，“公案”究竟怎么去参？“公案”悖论究竟怎么去体悟？很简单，一读“公案”，不懂，不知何意，但其中的某些悖论“话头”——比如“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之类的——则必然会在心中起个疑团，不过有疑团是好事，不要想着要去掉这个疑团，相反要用心地去保任这个疑团，观照这个疑团，将这个疑团作为参禅的对象，心注（请注意，不是“住”）于此，这便进入了参禅的心路历程，慢慢地久久纯熟，便能消解（而不是理解）悖论从而如冰释般地化开疑团而开悟而明心见性而至于禅境，且看已故圣严法师（1930—2009）的参“话头”经历：

不自觉地参起话头。……开始时，探问自己的设身处境，接下来，进入更深奥的层次，急欲追索寻思自己本来面目。渐渐地疑情变成了疑团，话头像磁铁般吸住他，每问一句：为什么？还想再问，绵绵密密继续不断，全部心念完全进入疑团里，功夫成片。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反复追问，严重到像中了邪一般，对周遭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整个人钻入深深的疑团里。……满脑子的妄想杂念统统逼进死巷，一网成擒，所有的挣扎煎熬，顷刻间消失殆尽。有如久居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突然开了一条缝，智慧如闪电显现，光景无限。这一晚，破参见了性。……所谓“得到一个入处”即是破参见性开悟之意。

我们都知道，“禅”的定义就是心定一境心注一处，“公案”很方便地为我们提供了参禅时所要定的“一境”或所要注的“一处”，此时的“公案”，其本身就起到了禅法的作用，其本身就是禅，而不是“公案”表达了禅。实际上，不但“公案”是这样，禅诗也是这样，不要老去琢磨禅诗究竟是在表达什么禅，你读禅诗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第一感觉就是把你带向禅境的禅法，因为禅“只是关于心和心的感觉而已，而不是一样我们必须去追逐或奋斗争取的东西，你所要做的，只是试着保持觉醒”，并在这种觉醒中去迎接禅诗所散发出来的禅的芬芳——这才是禅诗“文字禅”的真谛——，而不是绕到禅诗的背后去扒拉寻找佛理禅法。明鉴的下面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禅诗“文字禅”的注脚，他说：“在我国古代僧人的诗词作品中，以山中幽栖生活为主题的可谓多矣。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读诵石屋清珙禅师的山居诗。那朴素、简约、平淡中流露出的韵致，总能带给人一种心灵的宁静：‘禅余高诵寒山偈，午后浓煎谷雨茶。尚有闲情无着处，携篮过岭采藤花。’好一幅清新自然的山居画面。”明鉴没有象汪正球那样试图从石屋清珙禅师（1272—1352）的山居诗中解释出种种佛理禅法，只是说这山居诗“朴素、简约、平淡中流露出的韵致”，象“一幅清新自然的山居画面”，给他带来了“一种心灵的宁静”，这种“宁静”就是他从石屋清珙禅师的山居诗“文字禅”中获得的，类似的“文字禅”体验我自己也曾亲身经历过，那就是有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位佛友通过手机短信将永明延寿大师（904—975）的《山居诗》发给我，曰：忙处须闲淡处浓，

世情疏后道情通；

了然得旨青冥外，

兀尔虚心罔象中。

泉细石根飞不尽，

云蒙山脚出无穷；

樵夫钓客虽闲散，

未必真栖与我同。

连着讲了两节课的我，身心正有点疲惫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首禅诗，虽然半懂不懂，但却从中体会到了一种有助于我放松身心的闲情逸趣，这种闲情逸趣就是我从永明延寿大师的《山居诗》中获得的“文字禅”体验——“文字禅”所给予人的应该就是诸如“宁静”或“闲情逸趣”之类的佛教体验或佛教境界，而不是什么佛法禅理。我们都知道，禅是“心”而不是“理”，如果我们承认“文字禅”是禅，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文字禅”也是“心”，是对“文字禅”作品读者的“心”的折射；如果我们一看到一首禅诗或一则“公案”，一看到“文字禅”作品，便从“理”的角度去解读，便百般思忖它究竟表达了什么佛法禅理，其可笑程度不亚于文革前后中小学生程式化作文中所描写的：我放学路过河边，看见有小孩落水，忽然想起了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教导，脑海中浮现出了雷锋叔叔“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于是连衣服也顾不得脱，“扑通”一下跳进了河里……恐怕没等你想完，落水的小孩早就给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