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字禅”的这个定义，也许有人依然还心有疑虑甚至表示反对，比如他们可能会说，禅师们创作“文字禅”作品，肯定不是信口雌黄地乱说，肯定有自己的禅修境界和佛学理解以为依据并想通过文字来表达这种境界和理解，因而怎么能说“文字禅”“不是用文字来表达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字禅”的对象。所谓“文字禅”的对象是指“文字禅”究竟是对谁而言的。“文字禅”不是对“文字禅”作品的作者而言的，而是对“文字禅”作品的读者而言的，即不是对禅师而言的，而是对学人而言的。禅师在创作“文字禅”作品的时候固然要有一定的佛法禅理以为依据，但是学人在阅读“文字禅”作品的时候却不必深入地去解释和追寻其中的佛法禅理（那是“葛藤禅”的作法），“文字禅”作品给予他的第一感觉什么就是什么，这第一感觉就是他所获得的“文字禅”，这就好比电视机，造电视机的人肯定需要懂得相关的电子学和电磁学原理，但看电视的人却不必懂得这一套复杂的原理，只要摁摁遥控器选台欣赏就行；也好比中国的佛教书画，“书画家在创作构思中要先虚其心，去其浊，心‘虚’即‘空’，‘空’即‘广’，‘广’则万相生，也就是心无其心，笔无其笔，无知无念。‘无知’就是禅宗的‘无念’。‘无知’就是无思，无虚，虚静，‘无念’就是不起执物（喜好憎恶）之念头，这才是达到了不为物执的‘空相’。‘空相’就是‘于相而离相’，‘念而不住’，这就是‘般若智’这就是无心达而达，无心得而得，无心容而容，无心圆而圆，也就是说心静而物静，心动而物动，也就是说，创作构思是本心的畅意表达，真性情的自然流淌，尽其意，得其意，放其意。”总而言之，书画家在创作的时候要达到一定的佛教境界，但是我们在欣赏书画作品的时候，却不必有这种对等的佛教境界，没有境界照样欣赏无误。《大乘起信论》中说：“所言法者，谓众生心。”也就是说，“法”不是由佛来规定的，而是由众生来规定，从而作为“法”的“文字禅”也不是由相应于佛的禅师或创作者来规定的，而是由相应于众生的学人或读者来规定的——“文字禅”就是由禅诗、“公案”所激发出来的学人的“众生心”，而圆悟克勤之所以辑录他人之“公案”而非自己创作一些“公案”来编成一部“文字禅”作品集《碧岩录》，也正是为了体现“文字禅”是学人的角度的“文字禅”而非禅师（他自己就是禅师）角度的“文字禅”。

五、相关链接

“文字禅”，顾名思义，既与文字有关，也与禅有关。前文乃是从禅的角度来讨论“文字禅”，这应该是“文字禅”的主要面向，不过“文字禅”也应该有其文字基础，亦即我们中国汉字的基础。窃以为，在古代汉语中，汉字本身就是思想而不是文字表达思想，这就是“文字禅”的文字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说，所谓“文字禅”，文字就是禅而不是文字表达禅。

关于汉字本身就是思想，我在《思想史视域中的段玉裁》一文的结尾部分已有所讨论，现将其转切链接于下（略有修改）：段玉裁（1735—1815）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其代表作是《<说文解字>注》，学界皆认为这是一本文字学著作，而我则认为它不但是一本文字学著作，而且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它还是一本思想史著作，我的理由是：在我看来，中国思想史的起点既不是《周易》，也不是老子，更不是孔子，而是是汉字的创造。与西方表音的字母文字不同，作为象形文字，中国古人创造一个汉字就是在创作一种思想，正因为汉字本身就是思想，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崇拜汉字的宗教性习俗，比如爱惜字纸、测字算命、尊重读书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识字），还比如佛教中的念经念咒和艺术中的书法篆刻等等，其中莫不反映出对汉字本身的尊重；而就中国思想史而言，正因为汉字本身就是思想，所以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中国思想家都热衷于通过注释经典中的文字来表达思想，这因为正如T.W.Organ所说的，“中国哲学就是语义学”（Chinese philosophy is philology）这所谓“语义学”的意思是说，中国哲学亦即中国思想乃是建立在汉字以及对汉字的解释之上，而不是象西方思想那样建立在概念和有若干概念所组成的命题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再纠缠于具体的经学思想而是直探文字本身的段玉裁乃是直探中国思想的历史基座，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深度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而他的《<说文解字>注》则是最纯正的最根本的中国思想史著作，而不仅仅是坊间按当代学术的标准所说的文字学著作——这一点只有在中国独特的汉字文化语境中才能理解，否则就是“鸡对鸭说”，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