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谷征一：房山石经的刻经形式与历史意义（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为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推动云居寺文化景区建设，更好地保护、研究、管理、利用房山石经这宗珍贵的文化遗产，2011年4月21日北京市房山区召开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暨房山石经研讨会。桐谷征一在研讨会上做了《房山石经的刻经形式与历史意义》主题发言，内容摘要如下：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早在东汉就有儒教的经典石经。不过中国佛教在历史上也同样有圣典石经，而且佛教石经遗迹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历史意义之深远、制作形态之丰富多样，在各方面都超过了儒教的圣典石经，这些佛教遗迹和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此，即便是研究者也未必了解全面。
房山石经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它的由来曾不为人知。在最近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前，虽然有过一些传说和神话，但是过去的主要的佛教文献中都没有记载，曾长期隐藏在历史长河之中。
我们分析房山石经的历史背景和它的成立环境，从佛教教义方面讲，它和末法信仰有关。雷音洞保存的静琬的《唐贞观二年题记》和《唐贞观八年题记》提到：他们是在“已进入末法时代，抱着法灭危机感”而为。面对法灭来临的危机，使用房山县一带盛产坚固耐用便于保存的优质石材，寄托着“金石难灭”的信赖，成就了房山石经。
近年来在各地陆续发现的许多大规模的摩崖刻经、石壁刻经，它们的历史背景既有末法信仰及广泛传播的末法思想基础。北齐佛教徒们在三重苦的危机中挣扎：被北周亡国（577年）；北周武帝灭佛（574-578年）；末法的来临（434年入末法说）。他们在这种历史环境里成就了不朽业迹。
石刻经由发愿到完成，其间的组织筹划、物料调配、经费筹措无不历尽艰辛，尤其大规模的刻经，各方面耗费浩大，甚至要几代人的努力。一旦完成，为了存留后世，还要力求避人耳目。佛教徒们根据历史的经验，祈愿不被随时可能出现的权贵势力所破毁，永远保存他们的贵重法宝。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以房山石经为代表作的北齐以来的石刻经遗迹长期秘藏深山，避开了劫难。我认为这也是创造了这些奇迹的人们没被收入历史文献的根本原因。
过去二十余年来，我一直以“中国石刻经研究”为题，调查相关的遗迹遗物及其历史意义。其中房山石经在规模、内容及其历史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中国石刻经中的精华之最，是全世界的骄傲。
这些石刻经遗迹和遗物都保持着各自的传统和严格的佛教思想基础，它们在社会及其具体环境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我把石刻经分为七种形式，并非单纯仅仅为了整理归类方便，而是为了找到石刻经各自成立的原因以及它与具体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
现在房山石经广为人知。在石经山和云居寺，几乎能看到除了摩崖刻经以外的各种石刻经形式，堪称佛教石刻经的博物馆。
石刻经基本上属于佛教劝奖善行里的一种写经形式。石刻经不过是把普通写经的载体--纸，换成了耐久性和保存性更好的石材。我认为正因为如此，当前房山石经作为佛教的历史遗产不仅受到宗教界得关心，而且受到了更多领域、各方面人士的注目。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就房山石经中主要的一、两种石刻经形式的成立背景与历史意义做简单的报告。
从佛教史的背景来看，房山石经上承南北朝佛教，更具体地讲，是北齐佛教向隋朝佛教过渡时期，可以说它恰在这个转折点上起步。有人讲到其传承，说房山石经的开创者静琬是北齐南岳慧思的弟子。房山石经中最早的是石经山的雷音洞（616年 隋）。其刻经形式明显地继承了北齐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北齐时期最流行的石刻经形式，显然是摩崖刻经。经文刻在天然花岗岩巨大的崖壁或独立的巨石上，每个字纵横大约50至60厘米，这种场合的经文或段落摘录、或警句、或短语，全部字数有限，最多数百字。我认为这类刻经的目的，有些是禅法修行设施；有些是佛教宣示教义的标志。于此相对应的是石壁刻经。在洞窟的壁面上可以刻比较小的字，可以容纳一部经文，甚至数部，多达十几万字。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北齐时期较早的刻经，按照营造年代排列，有河南省安阳县善应村小南海石窟（560年）、河北省涉县古中皇山石窟（推测:560-568年）、河北省邯郸市南响堂寺石窟（565年）、河北省邯郸市北响堂寺石窟（572年）。它们的特点是在石灰岩的山崖上人工凿洞，打磨洞壁，在壁面上直接镌刻经文。
这种形式在隋代得到了继承。比雷音洞还早的有河南省安阳县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石窟（589年）、河北省曲阳县少容山八会寺石窟（593年）等，都是壁面直接刻经文的北齐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唐代四川省安岳县卧佛院石窟（727年）、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金川湾三阶教石窟。
我认为房山雷音洞是石壁刻经史上新的形式。雷音洞并非直接在洞窟打磨过的壁面上刻字，而是另用刻好经文的石版嵌入洞窟的壁面。可以说它一方面继承了北齐石壁刻经的传统形式，利用了人工营造的洞窟壁面，而另一方面在技术上又进行了革新。与用纸书写以及用木材雕刻不同，在洞窟的壁面上刻字不便于文字修改，遇到壁面瑕疵时更难于调整。雷音洞刻经形式则方便如现在的编辑报纸版面，把刻好的经文石版按照事先设计，嵌入洞窟的壁面即可。无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一千五百年以后的今天，北齐石壁刻经遗迹有许多刻经洞出现了损毁。我们可以看到洞窟的壁面有风蚀龟裂或渗水剥落。这些刻经一旦出现了损坏就难于复原。用雷音洞刻经形式就比较容易解决。现在雷音洞内还可以看到高丽僧慧月在元代补刻的当初静琬的刻经。
还应当看到雷音洞刻经形式比北齐形式的优越不仅限于文字的修补，而且刻经的定点选择、施工环境、工作效率等各方面都是一个革新。比如原来在自然条件下选择适合刻经的无瑕疵岩石相当困难，嵌入石版就便利多了。
其次，雷音洞形式还能提高施工效率。原先在洞窟内有限的空间里，书丹、石工等各工种一起作业，想必效率不高。而雷音洞样式就把许多工作分散到洞外，同时进行。这一点对刻经数量大的项目，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房山刻经的最终目的是保存“一切经”。以一寺之力受到限制，不可能按照北齐形式找到大面积适合刻经的无瑕疵洞窟壁面。北齐的佛教徒们也曾为此煞费苦心，如北响堂寺唐邕刻经碑所述，为保存众多的经典采用了在许多山中刻经的方法。房山刻经形式因地制宜，在雷音洞做了第一项革新，洞窟壁面上嵌入的刻经石版。第二项革新就是后来发展的辽金石版刻经。
在河南省林州洪谷寺千佛洞刻经中，可以看到“北齐武平五年（574年）”题记。那里的石壁刻经和雷音洞一样，也是在洞窟壁面上嵌入的经文石版。这也使人产生了疑问：雷音洞刻经形式是否在北齐就已有了呢？不过，去实地调查就会发现，正如题记所言，这里最初是北齐刻经，但是后来不知为何洞窟壁面崩坏了，也不能排除是在北周武帝灭佛时受到过破坏。目前看到的石经是后来隋代以后修补的。我认为它在雷音洞之后，属于继承了雷音洞形式。
强调对石刻经分类形式的认识，把石版刻经作为切入点，有利于全面了解房山石经的历史意义。
如前所述房山石经在静琬初创时期，雷音洞采用了在洞窟壁面嵌入石版刻经的形式，在石经山雷音洞以外的洞窟、云居寺内埋藏地穴、以比较大型的所谓碑塔形式为主流。房山石经可能延至辽代，它的基本形式演变为以石版刻经为主，这种样式在后期已成为定式。
我看到过辽金时期的刻经，石版尺寸已经规格化，其正反两面都刻有经文，并且还有编号，我把它列入石版刻经形式。四川省都江堰市灵岩寺藏经洞的石版刻经比房山的辽金石版刻经要早，据报道有数百块刻经版。那里的经版侵蚀相当严重，而且又回填了，所以刻经的内容和数量不详。但它和房山刻经一样，经版的尺寸规格化，两面刻有经文，版面的上部刻有经名、卷数、版数以及功德主名等。其中一块石版上刻有题记，年号为“唐大历三年（768）”。因此虽然可以断定它比房山的辽金石版刻经要早，但现在无法判断它和房山有无关系。
此外敦煌莫高窟出土的长庆四年（824）的柳公权书金刚经石版刻经也早于房山的辽金石版刻经。虽然现在柳公权书经的石版下落不明，但仍有它的拓本。
至于明清时期普及的刻经法帖，各地都有遗存。这些作品摹刻了古今书家名笔的写经。但它们未必出于佛教信仰，在此姑且省略。
房山石经的辽金刻经，在现存石版刻经中质量上乘、内容丰富，在中国印刷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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