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推动云居寺文化景区建设，更好地保护、研究、管理、利用房山石经这宗珍贵的文化遗产，2011年4月21日北京市房山区召开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暨房山石经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易敏在研讨会上做了《谈云居寺石经文字的研究价值》主题发言，内容摘要如下：
云居寺石经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教大藏经，它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在汉字研究方面，石经文字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开启尘封的石经文字宝库，探寻其中展示的汉字现象，可以看到石经存储的自隋至明一千余年间汉语、汉字演变的宝贵信息。
我们认为云居寺石经文字研究的主要价值如下：
一、汉字史研究价值
石刻文字与出土文字、传世文献中的文字有同样的汉字史研究价值。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对汉字字样的存真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出土文字对古文字研究、古今文字过渡阶段的研究颇有价值。石刻文字堪称宝贵的地上文物，记录下汉字由小篆到隶书、再由隶书到楷书的字体演变历史。在保存汉字字形和汉字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使用状况这两方面，可与出土文字比肩，其真实性是岁月的流逝所难以磨灭的。从这一角度而言，石刻文字比经过辗转传抄的传世文献文字面貌更为可靠。一些以往仅见于字典的字样在石刻文字中可能重现，一些所谓“死字”可能因石刻字样的启示而“起死回生”。汉字字形的概念包括结构方式、笔画姿态、运笔规则等，其中当以结构方式最为重要。由于载体的特殊性，石刻文字与所据抄本相比，文字面貌可能产生一定的距离，但这种差异可能较多地表现在笔画姿态方面，对文本字形结构的保存仍是可靠的。
石经是石刻文字中目的、内容较为特殊的一类。历代石刻的儒家经典如汉朝的《熹平石经》、魏晋时期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等都对当时的汉字规范起过不可否认的作用。石刻佛经与石刻儒家经典的刻经宗旨的不同，它以佛经的记录、传承为主要任务，受到来自佛经抄本、历代书法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石刻佛经呈现出丰富复杂的文字面貌。研究汉字在佛教经典中的呈现、使用状况，《房山石经》便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文字学专家唐兰曾经把汉字的变化归纳为“演化”与“变革”两个途径：“‘演化’是逐渐的，在不知不觉间，推陈出新，到了某种程度，或者由于环境的关系，常常会引起一种突然的，剧烈的变化……‘变革’是突然的，显著的，谁都会注意到的，但最重要的演化，却容易被人忽略。”房山云居寺石经始刻于公元7世纪初的隋代，历经唐、辽、金、元、明诸代，绵延一千余年，石刻汉字总数3500万左右。这一阶段正是汉字史上楷书成熟、定型并不再产生新的主流字体的时代。但是在楷书字体内部，演化的过程并没有结束。石经文字的研究是对楷书阶段的汉字在使用和书写中的动态观察，探究楷书成熟后继续存在的汉字演变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中心、汉字研究所近年来对先秦至宋的汉字构形历史已有系列的研究。有关楷书构形系统，先后有《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齐元涛）、《宋代雕版楷书研究》（王立军）等成果。云居寺石经文字研究同样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汉字演变，尤其是楷书阶段的书写变化、异体字的形义变化和新生汉字的产生等问题，连接起隶楷阶段汉字演变过程研究的一个环节。
从1998年起，我们开始进行云居寺石经文字的研究。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近代碑刻及手写文献电子典藏及属性描述》的子课题，《云居寺明刻石经文字构形研究》一书于2005年出版（由以上书籍参与组成的《汉字构形史丛书》2008年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二、汉字学专题研究价值
汉字史侧重于对汉字发展历史的考察，汉字学研究则更重视对汉字发展演变现象、理论的解释与研究。《中国文字学》（唐兰）一书中具体指出:“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近年来，我们选择云居寺明刻石经为研究对象，发现石经文字对汉字学研究中的若干专题都有特殊价值。例如：
1、俗字研究
石刻佛经以历代辗转相传的佛经抄本为底本，佛经抄本的文字多年来是汉语俗字研究的对象之一。写经的文字面貌是因经生的文化层次而异的，石刻佛经与手抄佛经有所不同。刻经是一项郑重而认真的工作，主持者、书丹者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刻工也不可草率从事。通过云居寺明刻石经的题记，我们可以了解到书丹者多为当时来自不同地区的佛门弟子，每张经版的题记文字与经文的字体风格一致，可以共同反映当时社会的写字用字状况。
与隋唐之际云居寺刻经初期的文字面貌相比，经过唐代正字运动、宋代版刻书籍对汉字的规范，明刻石经文字的规范程度有所提高。但是，“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政治地位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方言区域不同、所司职业不同的人，在学习汉字、使用汉字的同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习惯来改造或创造个别字形。这些个人使用的汉字，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总有一部分为多数人所接受，进入社会流通汉字的行列。”从个体字形而言，明刻石经的大部分字形渊源有自而非明代僧众所初创，尤其与前代碑刻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明刻石经文字中，也可看到因群众自发地追求书写便利而改变的部分字形。传抄经文中的字形选择和由明代人亲自书写的题记文字都能够传递出明代文字面貌的信息。
我们同时发现，明刻石经的部分题记除了施刻者的姓名之外，还镌刻着他们为父母儿孙助刻的心愿。既有为逝者祈福的“脱离苦海咸登彼岸”、“超升莲界”，也有为生者祝愿的“增延福寿吉祥如意”等文辞。由此可见，隋末唐初云居寺刻经以保存佛经为初衷，有庄重的使命感；明代刻经已兼有佛门弟子修功德、祈福运的目的，有平民化、个性化的趋向，目的的迁移可能影响石经文字的面貌。如果进一步考察云居寺从隋刻到明刻的石经文字，将能够更全面地研究刻经时代俗字和社会实际用字的面貌。
2、异体字研究
我们曾以占明刻石经总字数70%强的《华严经》与其他两部同名石刻佛经文字——云居寺隋末唐初石刻、山西风峪（今存太原晋祠）石刻《华严经》相对比，发现明刻本中的文字异体现象较为丰富，仅以每卷之首的卷名为例，隋刻《六十华严》卷名基本未见异体字，而明刻“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13字（40卷同名）中：
此外，在汉字规范研究、书法研究等专题研究中，云居寺石刻文字都能发挥其重要作用。
在汉语研究方面，云居寺石经也有宝贵的价值。如佛教词语与社会一般常用词语之间彼此渗透的关系、经过汉译的佛教外来词怎样融入了汉语词汇体系等问题；又如佛教文献语言的文学性表达方式、大量排比、博喻等修辞手段的运用等现象，都有待我们今后的继续探索。
感谢云居寺管理部门多年来对石经的保护，感谢中国佛教协会对石经的全面发掘整理，并发行了分为隋唐、辽金、元、明四个时期的《房山石经》影印本，这些影印本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条件。让我们共同为进一步发掘石经的价值，弘扬石经所保存的文化遗产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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