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贺泽保规：日本明治大学（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房山石窟的九座洞窟中收藏着四千件以上的石经，均为隋唐时代300年间和11世纪上半叶的辽代(1027－1057)所刻。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唐代玄奘翻译的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以下略称<大般若经>)。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其共有1448石，占经石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而且皆为大型石板(石碑，平均高约200cm、宽60cm)，表里均刻有经文。就刻经的质与量而论，其也许超过石经山刻经总量的一半。
《大般若经》的刻经事业始于玄宗开元、天宝之交(约740－742年)，终于9世纪末叶的唐代末期。其间虽发生过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黄巢之乱等事件，延续未断。最初《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经本入藏于<开元大藏经>，然后通过玄宗的妹妹金仙长公主的斡旋，730年赠与云居寺。之后，支持这一庞大的刻经事业的核心力量始终存在：第1期为幽州的城市居民(工商业者)，第2期为安史之乱后的幽州节度使(特别是刘济，785～810年在位)，第3期主要为9世纪中后期来自河北各地巡礼的信众集团。上述事实由石经所刻题记可考知。
如此，在<大般若经>刻出的背后，中央政权(朝廷)、地方政权(藩镇)、地域居民等以各种形式连结起来，《大般若经》正是存在于这些能量(信仰心)的凝聚之中。因而，为了探明房山石经的本质，在唐朝的时代环境中把握<大般若经>的刻经史成为重要的课题。本报告将从这一视点出发，将<大般若经>刻经的过程与题记比照、概观，进而探讨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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