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挂于三门的“黄榜”

《禅苑清规》曰：“院门大榜、斋会疏文，并宜精心制撰，如法书写。”　“院门大榜”即指张挂于寺院三门之榜，所言之“院门”即指三门。《丛林校订清规总要》曰：新住持入院时，“住持至门首，指（应为”诣“）三门，次佛殿烧香礼拜，次归僧堂挂搭。”　

启建圣节是寺院一项重要法事活动，须出大榜告示。南宋《校定清规》载“圣节给暂到榜式”：“一僧某，已于本寺启建圣节讫，凭此为照。某年某月　日，某寺知客某　押给。”　似属较简单的榜式，故称“暂到”。《敕修百丈清规》载：“钦遇圣节，必先启建金刚无量寿道场一月日，僧行不给假示敬也。启建之先一日，堂司备榜，张于三门之右及上殿，经单俱用黄纸书之。”　　圣节启建道场的“黄榜”要同时张挂“三门之右”及“上殿”即大殿二处。

“三门”概念略说明。中国从南北朝始大规模建寺起因建寺主体多为皇室贵胄，寺院建筑格局与整体伽蓝配置具有巨型、豪华特征，如《洛阳伽蓝记》载永宁寺情况：

永宁寺，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缫绮疏，难得而言。……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青锁，□赫丽华。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装严焕炳，世所未闻。　

北魏洛阳永宁寺建筑奢华不可思议，规模巨大得简直诡谲，“去地二十丈”、“三重通三道”、“形制似端门”之“南门楼”可能即最早的寺院大“三门”建筑形式。

这种寺院建筑形式晋唐五代迄宋得以延续，如北宋东京名寺大相国寺，唐代就有规模非凡之“三门”，昭宗大顺二年（891）相国寺遭火灾，“重楼三门、七宝佛殿、排云宝阁、文殊殿里廊，计四百余间，都为煨烬”，四百余间房舍皆成灰烬，“时寺众惶惶，莫知投迹，或曰：’如请得（贞）峻归寺，寺可成矣‘”，有人建议请贞峻回寺主持重建，“乃相率往，”最后“坚请（贞）峻归，充本寺上座，前后数年，重新廊庑，殿宇增华。”　相国寺得恢复旧观。大相国寺是北宋皇刹，历史文献中多见相关信息，《五灯会元》载：“元丰五年（1083），神宗皇帝下诏辟相国寺六十四院为八禅二律，召师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问劳，阅三日，传旨就寺之三门，为士民演法。”　“师”指宗本圆照，“慧林”即慧（惠）林禅院，宗本圆照是惠林院开山祖师，当时大相国寺仍具大三门格局。

南宋丛林伽蓝配置中“大三门”往往是全寺建筑物中最重要部分之一，如以江南“五山”之一天童寺建筑布局为例，绍兴四年（1134）名师宏智正觉发心扩建“三门”，建成一座巍峨楼阁，称“千佛阁”；绍熙四年（1193）另一名师虚庵智愚来住天童，犹谓“规模未足”，乃鸠工庀材，历三载寒暑，“改作”“三门”，实际是再次扩建。曾在天童求学的日僧明庵荣西听说祖庭修建“三门”千佛阁，乃从日本运来“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辇至山中”以报“摄受恩”。南宋名士楼钥特撰天童《千佛阁》文记载，从宏智而虚庵发心建天童“三门”是有深意焉，因据天童所处太白山势，从阴阳堪舆论伽蓝建筑“必为层楼杰阁，以发越淑灵之气，则此山之名，且将震耀于时”，而寺门首当其冲，扩建后“寺之门，甚雄伟”，有“楼阁七间，高为三层，栋横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内置千佛像。　南宋时其他禅师住持时曾继续对天童规模壮观、气势盛大的“三门”重建或“复建”。　

又如《嘉泰会稽志》载，会稽大中禹迹寺初建于晋义熙十二年（416），唐会昌五年废，大中五年（851）寺院“复兴”后建“三门”：“寺门为大楼，奉五百阿罗汉，甚壮丽。”　大三门内可供奉五百尊罗汉像，规模自然是壮丽宏伟。是书作于南宋嘉泰（1201－1204）间，看作者语气撰志时似“三门”犹存。

又如《台州宝藏岩普安禅院记》碑载，建于萧梁时的台州临海宝藏岩普安禅院，南宋时由“众推耆宿”释彦筠来寺住持，得檀施重修寺宇，“饬故创新，以底于大备，库有司，众有寮，爨有厨，浴有室，安僧说法，各有堂宇，而佛殿岿然居中，三门两庑，旁带前揖，荒基替址，复为宝坊”。　将重新葺建后的寺院规模描绘得相当清楚，总体布局是“三门两庑，旁带前揖”的建筑布局。

又如福建泉州九座山太平院，“创建于唐”，南宋嘉定乙亥（八年，1215）、宝祐乙卯（三年，1255）两度毁于火灾，当地太守潘公“求名僧能声动群听者”主之，“于是华严主僧法本，以才被选”来寺住持。该寺处深山僻壤，所在“介于仙游、永福、德化、龙溪万山之间，去郡县绝远，人迹之所不至，与木石居，与豕鹿游”，却在法本主持下大获丰厚檀施：“泉之贵豪、旁境之檀信，翕然乐施，得钱万缗，粟五百斛”，乃大兴土木建筑，“未几，曰殿，曰钟楼，曰经阁，曰罗汉堂、大士僧伽堂、祖堂，曰法堂、僧堂、寝堂，曰方丈”，乃至“爵密寮、庐隐寮、寿寮、浴院、门楼”等皆建成。　“门楼”即指三门楼阁。

元代可能重要寺刹建筑布局仍有“三门”，但具体情况渐已不明，可确定的只是明清之后汉地寺院“三门”建筑乃复完全不存。　清代《百丈清规证义记》载：“僧徒自当恪遵佛制”，但是若“有犯清规”者，“当以清规律之”，集众会议并以“榜示之”，至时“客堂鸣序板三阵，两序齐至客堂，遵规议定……若犯根本大戒者或生事惹祸重大者，白方丈公议，或禀有司，或自公摈，将摈条实贴头山门，贴摈条时，鸣大鼓三下，以杖攻出。被摈之人，只许从偏小门而出。”　张挂于“头山门”的“摈条”即一种公示榜，注意时称大门为“头山门”并以“偏小门”与之对应，是知当时已不再有三门建筑亦无“三门”名称。

《敕修百丈清规》刊载一道圣节启建道场之山门榜“黄榜式”全文：

某州某府某寺　某月某日

钦遇　天寿圣节

本寺预于今月某日　恭就大佛宝殿

启建金刚无量寿道场一月日

逐日轮僧上殿　披阅真诠　宣持密号　所萃洪因　端为祝延　

今上皇帝圣寿万岁万岁万万岁　

右恭　惟　佛日洞明　龙天昭格　

某年某月　日　都监寺臣僧某谨言　住持臣僧某（下略）　

南宋迄元，丛林张挂于“三门”的“黄榜”，传媒性质与张挂于通衢大道的官方媒体性质显然完全相同。

还有一个要说明的概念是“圣节”，原指佛诞、观音诞辰等，两宋清规中多见“圣教”、“圣名”、“诸圣”、“圣僧”等用词，“圣”字皆指佛菩萨，其中“圣僧”指住持，因代表佛与法故亦称“圣”，后人误解丛林圣节是专为帝皇祝寿之举，完全错误。但上示《敕修清规》的“天寿圣节”则指皇帝诞辰，这类说法元代佛教文献中始见，是因元代将皇帝诞辰纳入圣节启建道场活动范围，南宋丛林并无此类活动。

圣节启建道场是寺院大型宗教活动，榜式内容即刊登布告活动信息，正如现代媒体刊登各类政治、经济、商业、文化活动的性质相同。这类“院门大榜”，是丛林常用媒体形式。

2．与寺院管理之公开性相关的牌榜：唱衣法为例

更多山门榜据不同内容及传播对象张挂于寺内各处公开场所，作为一种公共媒体而产生功能性作用，丛林管理方面较重要事务皆须出榜。本节以与丛林事务之公开性有关的亡僧遗物处置中的“牌榜”为例谈一下这个问题。

诸清规皆详载处理亡僧遗物的“唱衣之法”，首道程序即“挂牌告众”。　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以《四分律》为本概括诸律部有关思想和做法，提出中国寺院亡僧遗物处理细则曰：“然亡僧衣物，处断多途，并谓指南，俱呈至说。但由教有轻重，机悟浅深，如序所明，其例有六，至论决断，每有迟疑，临事详之，在于轻重。今既事务繁杂，非诸门无以别之，且张十门用开进不：一制入僧余处不得，二对亡者分法不同，三同活共财不同，四嘱授是非，五负债还不，六定物重轻，七具德赏劳，八分物时节，九正加分法，十杂明受物。”　并详加说明和解释，但其中并无公示环节，后经五代迄宋，从丛林开始，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曾穿越过复杂的历史时空关系。杨联陞曾研究两件时间相近、内容涉及寺院财务账的敦煌文书，一是“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目莲变文”背页，最早刊于1931年《图书馆馆刊》，提到的物品包括一双紫色罗纱芒鞋，拍卖得五百八十尺布；一床绵绒里子的深红丝被，拍卖得一千五百二十尺；一把扇子，卖五十五尺；一双白绫袜，卖一百七十尺；另一双白绫袜，卖三百尺；一件黄画被，五百尺。这些东西向社会公众拍卖，收益在僧众中分配。二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2638号，三位僧人于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做的前三年当地诸寺财务收支账，盖“河西都僧统印”红砂印鉴，可能是呈沙州（今甘肃省境）都僧统的文件；如收入项下第一笔是：“己年官施衣物，唱得布二千三百二拾尺”，时间是“己（巳）年”即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事情是“唱得”即寺院拍卖官府所施衣物2320尺布，每位僧尼得到其中一份60尺，男女沙弥各得一半即30尺。　敦煌地方寺院公开将所得布施回卖给社会公众，表明寺院事务多具有对社会开放的公共性。

又如郑炳林、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和清规》举出敦煌文书中与敦煌地区佛教教团中的僧官丧葬情况有关的两件榜文，一是P。2856《乾宁二年（895）三月十一日僧统和尚营葬榜》：

营葬榜：僧统和尚迁化，今月十四日葬，准例排合葬仪，分配如后：灵车仰悉潘社，慈音律师，喜庆律师。香舆仰亲情社，慈惠律师，庆果律师。邈舆仰子弟，庆休律师，智刚律师。钟车仰中团张速□，李体体，朱神德。鼓车仰西团史子，张兴盛。九品往生舆诸僧尼寺各一。生仪舆仰当寺。纸幡绍通。纳色喜寂律师、道济。大幡两口，龙、莲各一口。净土、开元各幢一对。右件所请诸色勾当者，缘葬日近促，不得疏慢，切须如法，不得乖格者。乾宁二年三月十一日。僧政、都僧政、都僧录贤照、僧政、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