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波特所著《禅的行囊》（图片来源：资料图）
禅宗修行者：比尔·波特
禅的关键在于内心的修炼，每天的生活都是禅。隐的重点不是人，而是生活经验。
如果不是禅修生涯为人生定盘，他的故事就是一部动荡的剧情片。
人类学博士、作家、中国内地的隐士、台湾的女婿、两个青春期孩子的父亲，跑过数年台湾时政和访谈新闻，领美国政府救济金，上过3个国家的5所大学，曾经的富二代……
在河南大厦金莎咖啡厅，《法治周末》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布鞋、和尚帽、麻布制挎包、一脸花白的大胡子像个西域行者。
这个最早叩访、梳理中国当代隐士文化的美国人，正是赤松居士比尔·波特。
1970年，他读到一本介绍禅宗的书———艾伦·瓦茨的《禅之道》。13年后，西方第一本寒山诗全译本———《寒山诗歌集》出版，老比尔特意署名为“赤松”。
他在美国陆续出版了14本关于禅宗和中国文化的书，也曾长期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生活。翻译过中国古代佛教典籍和诗歌，写作游记类文字，有计划地将禅宗推向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他从台湾跑到终南山下找到了隐士，并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修行者，这场大冒险被收进《空谷幽兰》一书。2006年，他又出版了探寻中国禅宗行迹的《禅的行囊》。
当比尔一旦以探访者和修行者的身份出现，用带腔调的中文谈论禅宗。终南山的幽深艰险，十几年对中国内地的文化阻隔，都拦不住他简单直接的心。
人生大概就是一场修行，管你入戏不入戏。明心见性，也就越活越简单，他找到了禅宗，学着放下，内心得到了安宁。
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比尔已经68岁了，现在，不仅修行得快乐，身外之事也进行得很顺利———他的书在中国卖得很好，再也不用领美国的救济金了。
比尔的四次放弃
与禅修相遇前，比尔活得像个嬉皮士而不自觉。直到多年后，他发现所谓禅的精神，就是放下。
而他的人生至今，有过四次重大的放弃，成就了今天的修行者。
他出生于二战时期，生长在文化学者们津津乐道的1960年代，历史上著名的垮掉的一代正以摇滚、迷幻、反战的新姿态，对抗战后的平稳生活。
比尔没有直接加入其中，他的内在孤独感是呐喊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作为连锁酒店大亨的富二代，他在十几岁时，遭遇了第一次重大变故，家庭由暴富变成赤贫，他却很快乐。因为再也不用怕有坏人来家里，“他们为了各种目的接近你，就像苍蝇围着蜂蜜嗡嗡打转”。
也就是这一劫过后，小比尔觉得自己看破红尘，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孤独，他一直没有朋友，“只能和佣人交朋友”。但他放弃了财产，因为“拥有那些不快乐”。
事后，他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带心地读大学，换了3个专业，统统半途而废。
这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遭遇嬉皮士、摇滚、流浪文学的年轻人。在生命的第二次转折可能到来时，1964年越战爆发。他被抓去越南服兵役，因为“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就以自愿延长一年兵役的代价，换取了被派到德国的机会。
结束兵役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读得进书了。他考进了加州大学人类学系，1968年，又被学校派到德国大学学习，后来，竟然还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奖学金。
直到他遇到《禅之道》和唐人街的寿冶老和尚。他发现有东西可以让他更加不孤独，不仅仅是打坐、冥想这些外在的东西。“灵魂里的声音”令他又一次拒绝了主流生活。
比尔带着273美元不远万里前往中国台湾，历经佛光寺、台北文化学院、海明寺。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化：诗词曲赋和禅宗，还有他最爱的和尚：寒山。
翻译、教书、读书、打坐禅修，生活又静又美，可他翻译了多部佛经和诗歌后，依然看不破红尘出不了家，放不下酒和未来的妻子———他为了娶一个在政府机关供职27年的女人，不仅过了多年的分居生活，更在台北最大的英文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正经”的职业赚钱养家。
主持人比尔在他的新生活里，非常符合主流化标准，主持新闻和访谈节目，光鲜体面、薪水丰厚，“把各种部长都采访遍了”。
隐士是一种经验
比尔完全不确定。彼时，他对内地一无所知。真有隐士吗？他们为什么而隐居？他们的最终归属是什么？
比尔猫在深山老林里，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可能的麻烦。
这场发现之旅，历经北京、大同、五台山、恒山、西安……比尔沮丧地发现，几乎没人相信这些传说中的人们真的存在。
直到他找到了终南山，无意间踏进了一间破败的寺庙，这才顺藤摸瓜地找到了山间诸多的隐士名目。
原来禅宗所说的缘分，不过如此。比尔的寻访隐士之旅就此展开。
《法治周末》：你觉得自己是个有生命热情的人吗？有人说，隐士文化象征着某些消极避世的态度，你认同这一观点吗？
比尔·波特：我对生命一直有热情，这一点我是矛盾的，我喜欢修行，也喜欢和别人在一起。
我始终认为，隐的重点不是人，而是生活经验。一个人当隐士，只是他生命里小小的一段时间。隐可能只要三五年，隐士小时候并不是隐士，他们活着的目的也不是当隐士。80%的隐士在山上隐居三五年后会下山，少数虽不肯下山，但他们也愿意去指导旁人。
隐士文化不是绝对消极的，隐士生活在古代，也生活在现在。现代人生存压力大。其实只要抽出一点时间来静处，就能逐渐获得一种清净中的觉悟。中国人说“大隐隐于市”，如果要当大隐士，你必须要先当一个小隐士。在山里修行的这三五年“小隐”是很必要的，当你把红尘看破，觉得住在北京、上海和住在山里都一样的时候，你就成功了。
《法治周末》：在中国人的理解里，历史上有很多著名隐士，都是不遵循传统的社会秩序和反对既有规则的，比如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这与你追求的境界是一致的吗？
比尔·波特：你翻看中国的历史，最受尊敬的就是中国隐士，为什么尧要让位给隐士舜，因为他们是最懂秩序的人。也许，这些隐士不一定懂现在城市里的某些规则，这种秩序，更多是指一种生命的秩序。他们追求的是，如何去更好地爱其他人和帮助其他人。
姜子牙和诸葛亮在出山前，都是隐士。在中国佛教里很多有名的师傅，也都当过隐士。中国隐士是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孔子就曾是著名的隐士，在泰山就有他的隐居处。你们知道，儒家是最懂秩序的。
《法治周末》：你曾说过，中国隐士都是社会精英，而美国隐士都是讨厌人群的人。怎么理解这种对比背后的东西？
比尔·波特：美国隐士不喜欢别人，要和人群分开，喜欢安静，觉得别人麻烦。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自己；中国隐士就像是研究生。修行人去山里修行，就像研究生独立调研、搞课题，比去庙里修行还要更进一步。
因为在庙里，你说的话就是你师父说的话，和背出来的没什么区别；中国隐士在山里独自思考，他们说的话就是自己的话。还有，他们进山不是为了远离人群，而是为了将来下山帮助别人。这就像是佛教里的大乘佛教一样，苦海无边，普度众生。
你也可以批评隐士，但是与其批评隐士人群，不如批评这种经验。而我觉得，三五年隐士的经验是非常可贵的，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一段时间住在山里，为了帮助他人、解救灵魂，最后下山。这种现象，佛教容易看到，道教不容易看到。
禅是多余的行囊
大众给比尔最新的头衔是汉学家，他大笑着否认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在接触禅宗之前完全不懂中国。
即使是现在，写了十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相遇中国隐士》(中译《空谷幽兰》)，翻译了《道德经》、《千家诗》、《菩提达摩禅法》、《心经》、《中国僧诗选》……他还固执地认为自己不是个汉学家，只是个对禅宗感兴趣的隐士。
比尔的好文笔得益于当记者时的修炼，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大家欢迎，是因为他写得很老实，为了写一本书，他会老老实实地去读三十几本书，即使那些关于禅师和禅宗的书，他并不是“每一本都完全理解了”。
禅告诉他不必过于执著。他则告诉读者，放下禅的行囊，因为禅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法治周末》：你在台湾生活了20年，很多人都说那里的中华文化保存得很好，你在那里看到了隐士和禅宗精神吗？
比尔·波特：我很了解台湾人，在那里，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山地人。他们的性格像农夫，更质朴一些。我接触到的内地人更城市化。当年300万大陆人来台湾，只占总人口10%的比例，其实原住居民最多，他们不讲国语。台湾留下来的中华文化和儒家文化，更多是政府的。台湾原住居民有自己的文化，他们受中华文化影响没有那么深，只是表面上的。
他们也有隐士，但是没有隐士传统。1949年以前，几乎没有佛教、孔庙，大多是道教，百姓大多是从福建避难来的，而两百年以前，他们的主体大多是山地人，是从马来西亚、印尼、东南亚一带来的。
《法治周末》：禅宗虽然是外来的，但在中国结合了佛教和道教，本土化了，你的修行更倾向佛教还是道教？
比尔·波特：比方我去看隐士，佛教的隐士就是念佛，他们修行的时候，你来敲门，他们可以把修行的东西放下和你聊天；道教不是，你来敲门，他们会让你走，因为他们要修行。道教的隐士有点像美国的隐士。
佛教大乘要普度众生；道教没有这个苦海需要去帮助别人。他们根本的思想是不同的。所以我更喜欢佛教。
《法治周末》：为什么书名叫《禅的行囊》？你怎么理解禅？
比尔·波特：禅的精神比外在的形式重要得多。怎样在日常生活里实践禅，是禅的根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修行。禅关心的是我们此刻的想法，而不是仪式或戒律。
禅的关键在于内心的修炼，佛心并不随外境变化，所以修行之道也不会发生变化。每个人理解的禅不一样，有的人从书里学禅，我不在经卷里悟他们，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是禅。
禅对内心修炼的关注使它成为所有佛教流派的基础，无论密宗或是净土宗。禅不是领悟的对象，是领悟的方法。
之所以叫《禅的行囊》，一方面要人了解禅宗；一方面要人放弃禅宗，因为大家很容易把禅宗的外表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行囊是指多余的东西。也即禅宗外在的东西。
我每次来中国，都是一两个月，最长一次3个月，每次的花费不到2000元，像个苦行僧，现在在美国，在西雅图的乡村住，我对物质的要求很低，放得下就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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