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澳门普济禅院的祖堂里，我们仍能看到“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的楹联，它扼要地说明了澳门与广东地区佛教文化的密切联系。

此外，明清时期的澳门佛教文化因受来自内地的反清复明之遗民高僧的特殊影响，从而表现出鲜明的遗民爱国色彩。

当代岭南学者蔡鸿生先生曾说：“清初的岭南佛门，是遗民逃禅的渊薮。”“遗民僧构成高僧群的主体。”从现存澳门普济禅院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来看，石濂大汕是澳门普济禅院的开创者，而大汕正是晚明遗民。《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前编·石濂传》谓：“石濂和尚号大汕厂翁氏，清浙西人。……明季清人入帝中国，濂义不肯臣，乃拜辞老母，剃发投禅，杖锡云游……。”

天然和尚曾创立岭南地区的著名寺院海云寺、海幢寺和别传寺等，是明清之际岭南地区的著名高僧。他虽然不是因成为遗民而出家，但是“目睹国破家亡的惨剧，难免五内悲戚，忘不了孤怀遗恨。”因而，他将当时逃禅的著名遗民屈大均(释今种)、金堡(澹归)等收归门下，实际上成为当时“岭南遗民的精神领袖”。

不仅如此，清初岭南地区的著名晚明遗民迹删，中年于广州的华林寺出家为僧，后曾主法于肇庆的鼎湖山，至少先后于1692年和1697年两次来澳门的普济禅院弘法，分别留下了《游澳门宿普济禅院赠云胜师》、《丁丑夏客澳门普济禅院赠剑平师》和《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等诗作。尤其是《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一诗，显见其本人和澳门的普济禅院与清初复明运动的东林党人的特殊关系。

因此，我们仅从大汕开创普济禅院，到未曾来过澳门的天然和尚的遗墨和澹归和尚的丹霞日记为普济禅院所收藏，以及迹删多次来普济禅院弘法并在普济禅院抒发遗民情怀等事实来看，不难想见作为澳门佛教重镇的普济禅院，充满了遗民文化的色彩。这实际上也是明清时期澳门佛教文化风貌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