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法忘躯不言休

1941年底，宁波观宗寺佛学院四十多位出家人，经考试选拔来香港荃湾弘法精舍佛学院深造，其中一人是觉光法师。开学一年半，日本人轰炸启德机场，战争爆发了！战火中，当中三十多人返回内地，只有五人留在香港，其中包括觉光法师。他住在粉岭静庐，那是他师父宝静大师休息的地方。

静庐环境优美，四周野生花草树木环抱，引起日本军队垂涎，霸占成为宪兵司令部，住在这里的出家人因而被逼离开。话虽如此，日本人对香港的出家人还是很尊重的。「日本人派米票给寺庙的出家人，我们才不致饿死。日本是佛教国家，所以虽然侵略香港，也不会骚扰出家人。寺庙的女众都很安全。」在残酷的战争岁月，佛教成为硕果仅存的和平之光。

一年后，觉光法师逃难到广西桂平龙华寺，战争结束后辗转ā返回香港。说来也是缘分，那时候颠沛流离，身无分文，交通不便，新一军南下接收香港，炮兵指挥官是东北人，他遇到同乡觉光法师，大感亲切，便带同法师一道来港。这时候的香港，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战争蹂躏，已经变成一片死城。

劫后重生举步艰

「我第一件事回粉岭静庐，但房子给烧了、拆了。门窗没了，可以拆的都被拆掉了，只余下一个破瓦顶和四块墙壁，花盆佛像都被拿走。」法师苦心，挨家挨户去查问，终于把失去的佛像都找回来，有一尊缅甸玉佛更是几百斤重，非常珍贵。

「市面上一片萧条，店铺也没有，大家都生活困难。你看我摇摇头，我看你摇摇头。」觉光法师自称幸运，住在粉岭逢瀛仙馆附近，逢瀛仙馆是道教的，但看门口的那先生是佛教徒，他有饭吃便通知觉光法师，两人互相帮忙。那年头物质匮乏，面豉拌饭就算一餐，连腐乳也不容易找。相对如今物质丰盛，大家不懂珍惜，人与人之间更失去了那种守望相助的关爱精神。

百废待兴，弘法举步维艰。「除了是经济不景外，法师也太少。其它宗教有国际性组织援助复兴，但是佛教没有靠山。我们过了两三年苦日子，才慢慢恢复过来。」法师三番四次的强调，佛教的恢复与成长，全是靠居士与社会的护持。

法师后来在跑马地租了一个房子开设香海正觉莲社，供奉了佛像与菩萨后，往后的发展便不可思议。其后复修粉岭的静庐，修建为宝静纪念堂。

问政只为宗教自由

这边厢香港佛教慢慢复苏，那边厢国内宗教风雨飘摇。甚么三反四反、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造反，甚么都反光了。听闻佛像被毁、寺庙遭破坏、僧侣受到迫害，能不心疼着急？「我感谢周恩来，他保护佛教，下令不许破坏每省的历史古庙，还派军队保护，不准红卫兵进入。」

解放初期，没有多少大陆的出家人来港，后来反到宗教头上来了，出家人纷纷南下，解放后第三年，短短两年间，七百多位出家人到了香港。

「大陆出家人来香港，很苦，三餐一宿都是问题。我们有能力都尽量收留。那时候寺院的人一般晚上不外出，出家人在外做法事，晚了，回不了寺庙，就在火车站、电车站的板凳睡觉。」

后来七十高龄的倓虚老法师从青岛来港，在荃湾弘法精舍办华南佛学院，还邀请了定西法师、乐果法师来帮助，学僧二十多人。倓虚老法师曾经在北方办了好几个佛学院，永惺法师、圣怀法师与宝灯法师都是他的学生。香港的佛学教育，终于迈开了第一步，也为香港培养了不少弘法人才。在觉光法师的心底里，佛教好不容易在香港立足，而将来续佛慧命，少不得僧材啊。

近十多年，觉光法师忙于「问政」，从起草基本法阶段到香港回归，他一直担任佛教代表的角色。「我参加基本法不是要讲政治，我也不懂。他们请我去当起草委员，是代表香港一国两制下的宗教自由。基本法很多条，每次谈到宗教自由的内容，我一定极力争取。」经历过宗教受到迫害的年代，落实宗教自由比甚么都要重要，是以他不辞劳苦，为法忘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