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原本是一种哲学体系的佛教来说，它的抽象的教义距离现实的生活过于遥远。为了在一个有着多神教传统的国度里存在和繁衍，它必须将自身融入到这个国家传统文化之中--对于佛教来说，这种融入就是将功利的因果报注入到中国传统的多神教之中。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佛教不仅赋予了中国传统的多神教以新的解释和内容，也在这一过程中将自身最终异化为一种功利性的工具，这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适应和改造的结果。

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多注重从哲学的层面探讨佛与儒、道的相互渗透和事例，着重分析其宗教思想或教义的变化，乃至深入研究禅宗的演化。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体现。佛教的中国民间化、通俗化以及佛教僧尼日常生活的民族化趋向，则是佛教中国化的又一层含义。

李林在《梵国俗世原一家--汉传佛教与民俗》一书中通过对正史、僧史、野史、地方志、笔记小说、民间传说以及部分最新考古和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得出结论：在中国宗教文化史上，所谓“正信佛教”向“民间佛教”的转型，是在宋代完成的。汉传佛教在宋代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转型：由于受到汉地民间风俗的影响，佛教逐渐脱离了它的正统观念和宗教精神而彻底沦入民间庶民信仰。宋代以后，中国的佛教更多地表现为民间宗教的样式，其主流精神已经与前代相差甚远。更具体地说，自宋代以后的中国化佛教是用原始佛教中的“因果报应、生命轮回”思想改造之后的多神教，它已经失去了原始佛教中“超越有限者崇拜”的思想精髓。

佛教的民间化、世俗化是双向的过程。一方面，佛教势力主动地使佛教基本理念简单易懂，深入民间，为此则从形式到内容都作了改动。这个双向过程的另一方面，是几千年不断丰富的中国民间传统以其巨大的威力改造着佛教，使其不得不与中国民间文化、民间信仰融为一体，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不识字或极少识字的下层民众，士大夫阶层只占总人口的很少一部分，至于能够精研佛学或通晓佛理的人更是微乎其微。一般来说，汉族的下层民众大都不是什么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的诸神信仰大都是功利性的，也就是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之意。他们往往度日艰难，整天为衣食奔波，因而根本无暇注意那些玄奥的哲理和繁琐的礼仪规矩，他们只是想求得丰年、子女平安、祛灾疗病、发财、工作顺利。因此，自来自异域的佛教如果要站住脚、必然要解决本土化的问题：面对人数众多的“愚夫愚妇”时，如何达到向他们灌输信仰的真谛。

自佛教传入东土伊始，便存在着与下层俗文化合流的趋势。两汉时与当时盛行的神人术数之学合流：一些僧人以仰观天象、占卜问卦、治病疗疾而著称，甚至不顾破戒，喝得酩酊大醉、倒卧路旁，以求与玄学清流的风度相合。唐代时通过变文和俗讲宣传佛教基本教义亦是很好的例子。变文及俗讲是唐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原是佛门为了传播教义、吸引民众而把佛教经典中的许多故事加以丰富和展开，有时还把佛教宣传的基本义理掺杂进世俗故事中。种种本土化的举措使下层群众接受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佛教因此而在中国民间站稳脚跟，但是深奥的佛学道理也在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中被逐渐的遗忘了。[附注：“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是印度教的观念，原始佛教的教义原本对此采取据斥的态度，但是印度教的强大影响终于使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采纳了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