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我在新德里接受了中国留学生刘朝华的书面访谈，后来又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与世界”讲座作报告，两次都使我觉得自己对佛教的认识和当代年轻人有大不相同的地方，现在和早报读者共同探讨。

冰雪覆盖着神圣的拉卜楞寺

刘朝华问：一、佛教在中印文化互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佛教在其诞生的印度衰微是否对两国交流不利？二、佛教文化还有什么潜在的积极因素尚待开发？

我们提倡“文明挂帅”发展中印关系，必须仔细探讨这两个问题。

佛教是东半球非常重要的宇宙现象，我们可以用“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宇宙现象由精神文明指导，宇宙日常生活中要素是物质文明——来把佛教分成“精神”与“物质”两部分。

“精神佛教”（spiritual Buddhism）可谓包容了古印度文明的精髓（当然也有糟粕），佛教的“物质”部分就是“庙宇佛教”（monastic Buddhism）。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杜晓娜在听课后和我讨论佛教。她问道，马克思说宗教都是“精神鸦片”，学佛的人是不是都在吸食鸦片以麻醉自我、逃避现实呢？佛教，或者说所有宗教，是不是真的是“麻醉剂”？

我的回答是：某些人最爱吃的东西总会是另外一些人最讨厌的。如果不是世界上成千上万人喜欢宗教信仰，马克思也不会说出“精神鸦片”的话。

杜晓娜又问道：“佛说世间的悲苦都来自于‘欲’，佛，教人如何习得智慧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以到达无苦无痛、无愁无忧的彼岸。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盛，只要活着，没有一样我们能避免的。那佛教真的能彻底让我们断绝烦恼吗？”她的疑问恰恰反映出佛教的目的性——在有苦有痛、有愁有忧的人们生活中注入一种镇静剂、强心剂，利用精神的物质力量帮助人们驱除烦恼与忧伤。当然，这是否灵验，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