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狮子关南诏王全家福（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金庸赞石窟为南天瑰宝
位于北方丝绸之路的敦煌莫高窟享誉国内外，而大理剑川的石宝山石窟，在沉睡千年后，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正被更多的人认识到，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著名作家冯骥才等人，参观石宝山石窟后都给予了高度称赞，金庸先生更称其为“南天瑰宝”。
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石宝山，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是大理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中有建于元代的悬空宝相寺、建于明代的金顶寺和建于清代的海云居，历史悠久，各具特色，最负盛名的是山中的石窟群和摩崖造像。在数平方公里左右的石钟寺、狮子关、沙登村三个地区的岩壁上，分布着17个石窟、139尊石雕造像。雕像内容，一类是佛教题材，有佛、菩萨、观音、天王、明王、力士、罗汉等，另一类是世俗题材，有南诏王、清平官、南亚僧等人物。这些雕像造型精美，其中一尊观音像，更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费孝通先生曾多次考察剑川石窟后感叹说：“北有敦煌壁画，南有剑川石窟。”而在1988年，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考察石宝山石窟后，不仅挥毫题写了“南天瑰宝”四个大字，还遗憾地说他要是早日有幸参观石窟，《天龙八部》涉及的山川地理将会更加切合实际，部分情节也会因此而做出相应调整。著名作家冯骥才，考察剑川石窟后也挥毫题写“神佛首选地，人间天堂山”，倍加赞赏。中国古遗址保护协会、南诏研究会会员董增旭认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这些石窟雕刻艺术，是白族人民艺术的缩影，是研究南诏、大理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白族和国内各民族，以及我国和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石钟山石钟寺“阿秧白”（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南北文化交汇孕育了石窟
董增旭认为，剑川位于“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要冲，它既是南诏国、大理国文化的出口地，也是外来文化的进口地，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剑川成为了云南文明的发祥地，也成为了南北文化、中外文明的交汇地，石宝山石窟，因此而得以孕育在剑川。
“世界文化遗产宝库敦煌莫高窟，之所以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沙漠中崛起，是因为敦煌地处北方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中外文化交流，莫不首先荟萃于此。而剑川，也位于连接印度、南亚、西亚的国际大通道要冲上，石宝山石窟，是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南北文化、中外文明交汇碰撞的产物。”石窟艺术源于古代印度，随着佛教东进而传播至我国，无论是敦煌莫高窟，还是石宝山石窟，其最初出现，都是因为处于当时社会的对外交通线上。从剑川海门口遗址和鳌峰山遗址出土的彩陶、青铜等文物可以看出，剑川既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我国早期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而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剑川还是云南北边的军事要冲，南诏国、大理国北进香格里拉——西藏——尼泊尔——印度，北进丽江——永胜——四川攀枝花——成都，西进兰州，都只有通过剑川，剑川既是南诏国、大理国文化的出口地，也是外来文化的进口地，南北文化、中外文明，都曾在剑川碰撞和交流。
董增旭称，石宝山石窟群，开凿于公元9世纪至12世纪的南诏国、大理国时代，同期分别为我国的唐朝和宋朝。从历史上来看，该时期南诏国政教合一，大理国佛教盛行，石宝山石窟群的产生，和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巴蜀的大足石窟一样，都与当朝统治者崇尚佛教有关。
石钟山狮子关波斯国人（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石窟记录南诏皇室文化
“石宝山石窟的雕塑艺术，是研究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的重要实物资料，南诏王阁逻凤出巡、异牟寻议政的雕像，更是能直接反映南诏国的皇室文化。”董增旭强调，南诏国、大理国历史上很多王退位后当和尚，从石宝山石窟来研究，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的大理地区地位很高，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当和尚，并不等于就是“遁入空门”，不问政事。
石宝山石窟雕塑的一个特点，就是菩萨、王能共聚一室。董增旭说，佛像能和世俗的王放在一起，这也体现了在当时，佛教文化与皇室文化高度交融，大理地区最高统治对佛教的信奉和推崇，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推动了地方百姓也全民信佛，佛教文化十分兴盛。
石钟寺区的第2窟，雕塑了“阁逻凤出行图”，高1.46米，宽1.52米，总共雕刻了16人，算是石宝山石窟群中人数较多的石窟。窟形仿佛厅堂，中央的双龙头椅上，盘坐着南诏王阁逻凤，他头戴高冠头囊，右侧打坐坐着王弟阁陂和尚。董增旭说，从这幅雕塑来看，身为和尚的阁陂，仍然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推测，南诏国、大理国时期多位王退位当和尚，或许可以理解为“退居二线”，而不是完全遁入空门，退位后的这些王，其实还是拥有很高的地位，甚至权力。
“阁逻凤出巡图”、“异牟寻议政图”、“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全家像”，是中国惟一反映皇室生活、文化和君主议政活动的石刻，董增旭认为，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它们对今人研究和了解南诏历史、典章、制度，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雕塑艺术，打破了人们印象中一般佛教寺院只供佛的传统认知，真实反映了南诏国时期的皇权文化。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王朝积极推动佛教的发展，并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当时，佛教能以多种形式，在不同层面发展，其间，佛教与王朝的政治、经济、民俗等方方面面充分融合。
雕塑记录中外交流和生殖崇拜
石宝山石窟群，还有大量外国人的雕像，他们中有的是波斯人形象，有的是旅行者形象，有的是大胡子形象，甚至还有象头人身形象。
剑川石窟的外国人造像形象生动，深目高鼻的外形和衣着服饰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而在大理地区，对女性生殖器的称呼，发音至今仍接近印度。石宝山石窟中的一尊女性生殖器雕塑，高0.8米，白族话称之为“阿央白”，最直接地反映了白族的原始生殖崇拜。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人们将女阴崇拜与对佛的敬仰并列，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殖的看重。
“阿央白”石窟位于所有石窟的最上方，并有菩萨守护，董增旭认为，这可以反映出这个石窟比其他石窟拥有更高的地位，也可以反映出在佛教盛行的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人们对女阴和生殖相当崇拜。
石窟丰富了我国的雕刻艺术
董增旭说，石宝山石窟作为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遗存，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他认为，石宝山石窟把我国的石窟雕刻艺术史，向后延伸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丰富与充实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内容。我国西北和中原的石窟，大多开凿于汉末，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延至中唐就开始衰落，而剑川石窟开凿于唐末宋初，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石宝山石窟雕塑，还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大胆地把南诏历史上划时代的三个最具影响的帝王细奴罗、阁逻凤、异牟寻及其宫廷政治生活雕刻传世，石宝山石窟雕塑，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国石刻艺术的精品，也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瑰宝。
董增旭还认为，石宝山石窟是南诏国、大理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石窟中出现了众多的以波斯国人为代表的外国人造像和文字，这些都是南诏国、大理国对外交流的历史见证，剑川石窟在南北文化交汇、中外文明碰撞中诞生，并将神圣尊严的佛陀、菩萨，和凡世的帝王一起供奉，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艺术创举，“剑川石宝山石窟的历史，因为政变、篡位，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经文传记的遗失，一度失去了开启的钥匙，但随着流落于海外的南诏国、大理国的各种资料不断在国际上公布，南诏国、大理国‘藏经洞’的发现和经文的整理与出版，南诏学正越来越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南诏学将成为一门世人关注的显学，崛起在中国的西南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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