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旧大岗山派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战争期间的新超峰寺住持梁开吉在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交卸住持，此后的发展有几点可以确定的是：(一)战后，梁开吉又回山上独力重建莲峰寺，并担任住持，至1956年71岁的高龄还未卸任。(二)寺中曾出大力协助旧大岗山派大迁移的陈永达及其系统被冷落了，重要僧职都被原林永定的嫡系门下所包办，于是，陈永达转往高雄市发展，并担任了元亨寺的新住持，他的高徒释开证后接任元亨寺的僧职，而在高雄市的佛教圈崛起；(三)有关新、旧新超峰寺的寺产分配，派下决定：田产属新超峰寺拥有，山林则归旧超峰寺所有；迁居山下的旧超峰寺的古观音像，以在观音前掷杯方式决定去留，最后由新超峰寺掷杯所获的肯定次数多而拥有了此观音像。当然，这是一荒谬的决定方式，完全未顾及历史的发展所需的文物证据，居然用“掷杯策略”定去留，结果，双方各蒙其害。因古观音留在新超峰寺，若人谋不臧，一样也不能保佑日后新超峰寺的香火一定兴旺，一若战前祂在旧超峰寺之时所显现的灵异效应那样。至于旧超峰寺，虽然日后新寺越建越大，但那多半是“地灵”的结果，与是否“人杰经营”可以说情况迥异。古观音未随同回山可谓严重失职，既对不起历史沿革，也对全体曾经来山朝拜的香客有愧！因此，各寺的回山和寺产的分配一开始就走向了分离和各自发展之途。

至于陈永达将重点改移到高雄市来发展后的情况，民国37年7月1日发刊的《台湾佛教》第七号“教界消息”在报导高雄佛教支会成立时说：“高雄市支会之筹组，开始于去年十一月四日，在福亨寺由心源、学周、普信三人指导，委由吴振声推行。迨至十二月二日得市府及分会批准筹组，本年四月十八日召开发起人会议，出席十六人，推永达和尚为临时主席，指导一切，议定章程草案，开始召募会员……五月九日开筹备委员会，出席二十九人，推举林迦、吴振声为正、副委员长，议决六月二十日下午二时举行成立大会典礼。当日选举结果，当选理事长永达，常务理事吴振声、洪开振、郭兰芳、吴探源、薛明，理事陈开崇、苏星煌、洪科、戴开茂、吴永繁，常务监事隆道，监事李龙都、陈水池、冯课、蒋金聪、林永章、许马月、郭顺成、王才良，候补理事王神、陈水印、孙清波、吴天发、柱(桂)永力，候补监事方呆、叶开澄。又，当日来宾有本分会理事长德融和尚及该市各机关官长等三十余人，出席会员二百五十余名，颇呈盛况。”

这是大岗山派在陈永达领导下的大获全胜。日僧东海宜诚的主要大本营即在高雄地区，战后，东海本人虽已撤回日本永昌寺任职，但其佛教事业全由其台籍弟子继承，势力犹在。这次选举结果，东海系只居第二顺位的席次，因此是陈永达初试啼声即大成功的一次意义非凡之胜利。

相对于此，高雄县支会筹备会的部分，大岗山派的参与状况只能用“冷漠”两字来形容。因此，整个局面是由斋教背景出身的王进瑞所掌控，完全无法和日据时代南瀛佛教会成立时林永定被重视的情况相比，如此重要的佛教集会居然连开参、开照、开吉三位住持都未出席。直到1951年，其中的开参住持因筹备大仙寺的传戒活动遭人检举，怕惹祸上身，才匆匆加入中国佛教会，为台湾分会的县市支会会员，终于导致大岗山派的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