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超峰寺的聚散与发展：

日据后期，大岗山派被迫迁移既是造成林永定及其派下僧尼花费几十年光阴在大岗山上艰辛建寺和发展的全部事业毁灭的标志，同时也是新超峰寺崛起的转折点。新超峰寺在山下平原的腹地虽大，可是，山上超峰寺、莲峰寺和龙湖庵三寺的数百名僧、尼、斋姑等，除部分分散移住到大仙寺外，全部迁入新超峰寺，散住在几十间寮房里，既简陋，又陌生，缺乏如山上所熟悉的优美的自然景观，再加上适逢战争管制的非常时期，大家无从对外发展。尽管派中精神导师周义敏尚在，连旧超峰寺那尊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镇寺古观音也一并被带到新超峰寺来供奉，但除非战争结束，否则等于要被长期困住在新超峰寺了，其心态的无奈可想而知。不过，也由于这样，在日据后期一直到1945年夏季战争结束前，大岗山派在南台湾的传统影响力大不如从前。

因这时由日僧东海宜诚和台南开元寺高证光所推动的台湾旧惯佛教的改造运动已转由屏东的东山禅寺和台南的开元寺分别负责，除战时皇民化佛教的一般讲习课程之外，其在学员上已逐渐改采精英主义，并且主要以受过基础教育以上、能熟练使用日本语文的年轻尼僧和斋姑为培训的对象。这类的培训课程和昭和初期林觉力在新竹香山所办的女众讲习内容相比要更专业、更有佛教文化的内涵和素养，但也更趋纯日式佛教化。这一特质在当时是最前卫的，也是最符合殖民统治者胃口的台湾佛教新典范。而长期担任此项培训工作的，是来自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的两位尼僧：东海昌道和泽木弘道。她们是台湾进入皇民化佛教时期为配合日僧东海宜诚和大岗山派莲峰寺住持梁开吉的新尼僧培训计划而于1941年自日本来台担任“皇道佛教”的课程指导的。此后，东海昌道尼和泽木弘道尼，前者应聘成为莲峰寺的驻寺尼众教师，后者则应聘成为龙湖庵的驻寺尼众教师。1942年，大岗山派二寺一庵整个被驱下山，移驻在新超峰寺。之后，东海昌道尼和泽木弘道尼即转往屏东东山禅寺去担任尼众教职。直到战争结束、日本统治当局撤出台湾，东海昌道尼才返回日本任职。此时，泽木弘道尼则决心死守台湾，和本地的尼众共住。于是，她选择归化台湾籍，在屏东县高树乡东兴村广修寺、慈光寺等道场常住。由于上述的背景，再加上屏东东山禅寺是东海宜诚长期亲自经营的重要道场之一，因此，东山禅寺的僧尼水平相当整齐。虽然寺中高度日本佛教化在战后成了被逃难来台大陆僧侣极力排斥的对象，但日式佛教的形式固然可被替换，佛教知识的拥有和僧侣禅修的严整精神内涵是可以持续保有的。这一原有的佛教基础加上“赎罪自责的卑屈心态”，于是，其转而以优秀的后学姿态认真学习新导入的大陆佛教，结果成绩卓著，好评连连，日后甚至成为战后大陆佛教在台重建的主要尼众道场之一，影响非常深远。

不过，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这一切日后才出现的巨大效应都仅止于潜伏的阶段，至少外界是不清楚的。至于居住在新超峰寺的数百僧尼，据现在所知，当时他们并不确定日后有返回原先山上各自道场的机会。直到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允许大岗山上恢复寺庙的居住和活动，在战争期间移住在新超峰寺的原大岗山派的数百僧尼才认真面对是否要回山重建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回山各自重建或继续留在新超峰寺发展都有此后寺产如何归属、住持由谁出任等问题存在。如果整个旧大岗山派的僧尼能有一致发展的共识，能以全派的立场建立有效的长期制度，则其未来管理系统、僧尼的教育机构和教学课程内容、本寺和分院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僧尼进修计划、僧职编派和奖惩办法等都可以再三讨论，先建立共识，然后订出具体条文和实施细则，则问题比较有焦点。其间的讨论过程也许费时费事，但有了共识以后，要运作反而容易和有显著成效。然而，这些问题对战争期间曾共住几年的二寺一庵的数百僧尼来说似乎很遥远或从未有共识的未来发展议题。几年前，笔者曾自旧书摊购得基隆月眉山派江善慧的高徒沈德融师的宗门用书，上有“德融用书”四个亲写的毛笔字，是昭和十七年出版的《日本曹洞宗宗制》，由日本曹洞宗宗务院编制，厚厚的近八百页之多，虽然古旧，但内容详尽、丰富。笔者读后，不只收获很多，并且很感动。感动的原因是，身为僧侣，若能取精用宏，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则可以继续谈僧徒的精进和少过。也因此，基隆月眉山派在战后的发展虽无大的突破，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值得肯定。无大突破，是缺乏杰出的义学沙门，故不具有与当代知识精英对话的能力和洞见。但这是战后因政权鼎革而原先派下精英所认同的日式佛教思想被大陆逃难僧侣强烈排斥的缘故，因而导致彼等后来的自我疏离和有志难申的下场。此一历史的变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也无法加以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