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台湾退出联合国，才逐渐有了改变。一九七零年以前，台湾经济才刚起飞，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才推行不久，节育计划也正在初期阶段。以上这些因素未显著改善前，寺院财力薄弱，出家僧侣较之有外国财力支援的西洋传教士或在本地教会服务的神职人员，不但道德的形象不高，社会影响力也相对低微。并且寺产争夺的纠纷，更不时出现于大众媒体上，被社会纷纷议论和指责。影响所及，民众出家的意愿也随之削弱了。所以负责传戒的中国佛教会，在一九七八年之前，甚至考虑让有些和尚结婚，来提高男性出家为僧的意愿。虽然主张最后未付诸实行，但大环境长期不利于佛教的发展，则是很清楚的。

在吸收信徒方面，台湾佛教界其实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已注意高学历佛教徒的吸收。当时是以设奖学金和筹组社团的方式，来吸引大专生亲近佛教，藉以对抗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大专校园内的优势发展。为了避免社会的指责，当时大专的佛教社团主要是由在家居士领导。台大的校园，则长期禁止出家僧侣踏入，甚至连台大医院也公然拒绝出家的大专女生入院实习。而此时指导禅修的著名人物，即是南怀瑾居士。

然而，一九七一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以及一九七八年大陆和美国建交，不仅是台湾外交上的重大挫折，也是西方教会在台湾本土影响力大衰退的决定性因素。因教会的影响力，是连结着外国的政治和经济渗透力而起作用的。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同一时期台湾经济实力的大大提升，促使外国教会在政治支援和财务的提供两方面都急遽缩减，单靠宗教本身的潜在影响，自然是较一九七一年前逊色得多了。

反之，本土意识的兴起，以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相继展开，为各种在野势力提供了更大的挥洒空间。台湾传统威权支配的统治形态，亦被形势所迫而不得不退让及推动改革和开放。多元价值观的社会开始落实了。台湾佛教的快速发展，也在这种情形下有了现实的可能。先是大百货公司式的佛教道场在高屏溪上游出现，接着以援助东部弱势医疗体系佛教慈善团体，也在西部的原罪意识上起了强烈的道德共鸣；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就是这两种宗教需求的具体成果。一九九一年，麦格塞塞奖颁给证严尼师，即是代表了这一发展浪潮的高峰呈现。

对台湾社会来说，出家僧尼已不再是无知、无能和卑微的可怜形象了。彼等已取代甚至超越了一九七一年以前的西洋传教士在台湾社会的崇高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