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台湾社会发展的程度，并非落后欧美国家。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而言，台湾女性享受的社会尊重和经济权利甚至比日本、韩国和大部分东南亚的女性都高。台湾女性在教育程度、就业率和工作权（甚至离婚率）方面，都比日韩的女性更自由。已婚妇女在台湾比在日本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没有生育或只有女儿的妇女在台湾遭受的压力也比在韩国低。问题是，为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会有很多台湾高学历的年轻女性走入佛门？

龚鹏程认为台湾女性的教育程度虽然提高，但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未相对的提升，一般社会价值仍然认为女性的婚姻比事业更为重要。在这样刻板的性别角色期待之下，佛教既提供生活意义和事业契机，又有传统的社会定位，自然容易吸引高学历却事业发展有限的女性。昭慧法师更指出台湾社会相当程度上尊重比丘尼的宗教身份，使得出家女性得以超越男尊女卑的性别界限，而比一般妇女得到更多的发言权和领导权。一方面，传统的僧俗界限减轻社会对她们的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她们的高学历又可以补强她们于佛门内之宗教地位。因此出家走入佛门虽然是一个相当传统的策略，但是对于现代高教育程度的年轻台湾女性而言，正好提供她们机会，于面临传统性别意识和其对本身生涯的期待有落差的尴尬处境中，取得平衡。

笔者认为对台湾女大学生而言，比丘尼生涯还提供她们一种延长学生生活的机会。寺院的生活方式，在所有成员互享资源和共同分担劳力的运作原则之下，相当规律而有保障，一起打坐、上课，每周一放单，和大学生活其实十分类似。尼众可以有时间修行、进修、思索宇宙的奥妙与生命的意义，各种烦琐的家事有人轮流分担，有机会接近伟大的精神领袖，甚至有机会出去进香旅游。这种由女性组成的团体生活之中，还有女大学生熟悉的姐妹情谊，互相支持。最重要的，出家可以避免像已婚妇女一样，在生育子女、婚姻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间煎熬不已。既然出家为了度化众生，透过出家，女性个人的努力不但不会被家庭责任、孝道、妇道这样的要求所抹煞，而且其性别角色（不婚）也以宗教节操的方式被社会认可。就台湾的父系社会架构而言，现代佛教提供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而言，比丘尼的生涯可能是台湾父系社会中，对于独身女性最有利的一种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