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日据后期出现的精英，像曾景来、李添春、林秋梧、高执德等，都是在日本的驹泽大学毕业的。这些精英因为都受过日本的高等佛教教育，可以掌握台湾佛教和日本佛教二者的差异，既对现代化的日本佛教有所了解，也知道台湾老百姓的信仰层次，加上原本来自台湾民间，所以可以回头来批判或改造台湾的本土佛教。

例如林秋梧原先就是“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员，出家后，又到日本去读书，所以他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又受忽滑谷快天禅师的影响，所以他强烈批评禅净双修，反对西方极乐世界，排斥普渡，强调两性平等；译介朝鲜禅师知讷的《真心直说》，还受到朝鲜和日本方面学界的重视。曾景来则是介绍阿含的佛陀，将原始佛教的新貌首次传入台湾。高执德是最优秀的学者，他有系统地诠释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并批判出家主义和朱子的排佛思想。林德林则主张神佛分离，提倡正信佛教。

当时的佛教思想，都强调人性化，强调此岸（人间）的净土，高举理性之光，反对迷信。这是社会主义思潮冲击传统佛教思想的结果。亦即人间佛教的根本动力，不论大陆或台湾都是来自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

不过，要正确地评估整个日据时期的台湾佛教改造运动，是否具有成效，应该从各方面来看才行。

首先是，这个运动，在后期被大陆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所扭曲了。

这本来是充满理想、以理性和知识作后盾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当时的各种社会文化启蒙运动是相呼应的，并且日本的佛教典范，诚然指标性的作用很大，但并不是全然的照抄，而是有台湾佛教本身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的。

但是，中日在大陆爆发的全面战争后，便遭到日本军方的介入和强力干预。日本军方为了战争的需要，推行的是所谓“皇民化运动”，一切加速向日本看齐，做日本天皇的顺民：为他效忠！为他奉献！因此将一切社会力和物质都全面动员了。台湾佛教团体和资源，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台湾佛教的改造运动，原本还具有的某种程度的自主性，由于遭到日本在台佛教的全面接管，亦即以日本佛教为典范，实施所谓“皇道佛教”教育，试图彻底的加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