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汕的禅法思想和人格特征，包括其俗世化倾向、三教合一观念、禅净一致理论与实践、不忍忘世的情怀、富有商人气息的风格等等，都明显地受到了岭南佛教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澳门佛教的特点与走向。

大汕晚年虽然受到清当局的逮解和许多士大夫的冷落与批评，被贬为“混迹法门，追逐名利的投机家”，被称为“妖僧”，以至死于押解途中，但在澳门，由于大汕对普济禅院的重修，和他对发扬和坚持中国佛教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而受到普济禅院及澳门佛教界的一致推崇。可以说，说到澳门佛教，不能不说普济禅院；而说到普济禅院，则不能不论及大汕和尚。

大汕之重修普济禅院，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这一澳门的最古老寺院有了远胜昔日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在17世纪末中西文化交错杂陈的澳门，通过对普济禅院的重修，使这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寺院成为坚持和保存中国文化的阵地，同时也成为明末清初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士大夫的雅集之所。

在17世纪末的澳门，西方天主教正通过这里传向中国内地。此时的澳门，教堂林立，教士聚居，教徒纷杂。中西文化相互交错、相互矛盾、相互融合，西方教堂与东方禅林并列杂陈，中华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在这个时候，大汕重修普济禅院，犹如树起了一座中华文明的丰碑，对于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扬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重修之后的普济禅院，同时也变成了不肯降清的明末遗民文士的聚集地。慵叟在《澳门杂诗》中说：“明末诸遗老多为澳门之行。”而来澳门，又多居于普济禅院。现在，普济禅院中仍存有迹删的草书屏条、天然函罡的行书诗轴、澹归和尚的《丹霞日记》和行书条屏、罗岸先画的《米南宫拜石图》、黎简的行书对联和隶书中堂、陈恭尹的诗幅等等。“普济禅院在三个多世纪中成为了在澳门这个中西文化杂陈的都市中保存和展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这与大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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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澳门佛教的历史发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