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务真求实，学术性及普及性相结合。这包含两个方面，即将理论上的求实与实践相结合，应机而施教，普度众生。长安译传印度佛学，尽可能忠实于原义。但毕竟中土与天竺不同，自然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如道宣创立南山一派，作“南山五大部”之外，认为：“前代诸师所流遗记，止论文疏废立问答要钞，至于显行世事方轨来蒙者，百无一本。”因而又编写《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章服仪》、《归敬仪》、《护法仪》、《正行忏悔仪》、《量处轻重仪》等知识性读本，对下层僧众广泛教化。又敢于开天下风气之先，作《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筑戒坛，实践新法。

第四，批判与创新精神。这一点最能反映长安佛教的学术性特点。长安佛教历来学术气氛浓，表现在讲论与著述上。长安寺院，都有讲论的风气与制度，有教授式，有辩论式，有群体讨论式，形式多样，互相批判，互相学习。罗什译经，从罗什到大众，逐次讲论，曾与佛陀跋驮罗门下辩论不已，甚至分道扬镳。又如隋代日严寺集中了众多江南义学僧，“并海内杞梓递互相师，每日讲乘五轮方驾”。如玄奘门下也敢批评不宜“以凡语增加圣言量”，玄奘虚心接受。《大藏经》中真正的佛所说只占少部份，大部份可看作学术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在对前人学术思想批判的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创新。如《四分律》相部、南山、东塔各派，各述己见，互相批评，由讲论而至著述，非常尖锐，正是在不断地批评与创新中有所发展的。今天两岸佛教，同根同源。近五十年来的发展略有不同，然殊途而同归，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故此，对两岸之佛学研究与教育作一体化之考量，亦无不妥。

相关链接：古代长安佛教对两岸佛学研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