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高剑父、关山月和竺摩法师等从内地来澳门避难的佛教僧俗和关心佛教文化的有识之士，则有着与作为晚清遗民的汪兆镛完全不同的遗民情怀。高剑父是辛亥革命时期岭南地区的著名革命家和领导者，也曾来澳门参加创建和领导辛亥革命组织——澳门同盟会。因而，高剑父和受其影响的关山月等大批岭南画派的艺术家和清游会的文化名流们，是新兴的中华民国的真正拥护者，他们来澳门避难，与澳门的佛教界结下了深厚的文化因缘。

与此同时，智圆、童真、竺摩等一些内地的高僧相继来澳门避难，对于抗战期间和后来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竺摩法师是太虚法师的高足，来澳门前曾在浙江慈溪组织佛教僧伽抗敌后援会，因而是内地宣传抗战爱国的积极分子。来澳门后，他积极地将弘扬佛法与宣扬抗战救国结合起来，以编辑和出版《觉音》杂志来团结和联络海内外爱国爱教的各方人士，使弘一法师和太虚法师等内地著名佛教领袖能够真正关心和指导澳门的佛教文化界，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的澳门佛教文化。而1940年代后期著名内地禅门高僧虚云和尚亲临澳门传戒、弘法，则将民国时期澳门佛教的发展推向高潮。

特别要指出的是，竺摩法师在抗日战争期间来澳门编辑和出版《觉音》杂志，自觉地将宣传佛教的爱国救亡思想作为主要内容。他说，他之所以在《觉音》最困难之时接手编辑出版事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所处时代的面目非常狰狞可怕，“佛教慈悲平等的真理的发扬，实觉需要，人道正义的伸张，更感逼切”。《觉音》非常欢迎“生活在沦陷区里的同胞们，希望能就实地的生活思想所得写出富于正义感的文字，来感化人，来推行感化教育；献身战地做宣传救护工作的同志们，亦望能就实地生活所得写些内容充实的稿子，使远在海外的侨胞，可以从中探悉祖国的同胞们在劫难中所表现的大乘行者对于社会人类服务的精神”。因此，《觉音》杂志在竺摩法师的经营下，在澳门向海内外的广大关心佛教的佛教徒和有识之士，大量宣传和报道了内地佛教徒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战事迹，并亲自撰写编辑评语，高度评价内地佛教徒爱国爱教的精神风范。在发表巨赞法师介绍湖南南岳佛教徒抗战救护队事迹的《奔走呼号一整年》一文后，竺摩法师在《编后杂话》中说：“战事发生以来，我佛徒为‘慈悲救世’的职责所驱使，虽组织过许多救伤的团体，而当以这个佛青工作团较活泼生动，能代表此时期中一部分前进的佛教青年的思想。”他还高度评价了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的爱国爱教精神：

最近该队曾奋发佛教无畏牺牲的精神，为抢救难胞，在飞机轰炸之下，视若无睹，博得广大群众的称道，也博得佛教领袖们的奖许。同时，蒋总裁六月十七日在中央纪念周上讲话，也赞扬到该队工作的精神。这在该队，固足引以自荣，但我们希望该队的，仍需充足实力，巩固阵容，积极地开展这种救济的事业！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将这种组织扩展到全国，使全国的僧青年，都有参加工作机会，为民族，为佛教，为群众，策发他们那潜在着的伟力，集中他们那勇猛的精神！

应该说，以竺摩法师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澳门佛教界虽身在安全的澳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忘却自身作为佛教徒所具有的“救苦救难”的民族救亡之责，特别是在当时澳葡当局与日本签订了澳门保持中立、不进行抗日宣传的协约之后，竺摩法师等仍然进行抗战爱国宣传，充分体现了澳门孤岛的佛教徒高度的爱国爱教的思想觉悟。这无疑是对明清时期澳门佛教遗民爱国精神的历史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