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六○年投靠东初门下，到一九七七年这段长达十六、七年的时间，事实上圣严可说两手空空，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道场可供发挥，所以他必须把握住农禅寺更换接班人的机会。圣严自知本身对农禅寺贡献很少，倘若单凭博士学历和佛教界声望就想晋身住持之位，恐怕很难服众，因此圣严就趁办丧礼的时机，把全省佛教界有名望的法师和国民党党政大老全都邀到农禅寺，因为这些﹁贵宾﹂都会赞同让东初的“博士”弟子接班，藉以提升佛教界的学历水准，大家同沾一份光荣，所以圣严就顺理成章地继承农禅寺的住持。可是中华佛学研究所目前的所在地，则由东初的另一弟子接管，圣严回台接班的结果，事实上已使得一个王国分裂为二。

此外，圣严一向用台湾的“第一位博士”来标榜自己，但是他所主持下的中华佛研究所，虽然还称得上是佛教界较具规模的，但因定位不清，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本身应有的学术地位，它仍然是台湾佛学生到外国留学的预备学校。

c)  兴建法鼓山基业　肩挑佛学教育重任

自从一九八九年起，圣严法师开始兴建法鼓山基业，作为他人生第二个事业的起点。圣严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是：第一，农禅寺的土地将因“关渡平原开发计画”而遭征收；第二，中华佛研所需要一个永久的所址，而现在租用的地方，幷不利于长远的发展。“智慧型”的圣严法师深知自己起步较晚的不利处境，为求从佛光山、慈济两大势力之中突围而出，他必须设法作市场区隔。圣严头上顶着“海外博士”的光环，当年返国后便获张其昀邀为文大哲研所教授及中华佛研所所长，因此他就把兴办佛教高等学府“法鼓人文社会大学”的成败，拿来当作是佛教界有没有明天的诉求，使推展佛教高等教育的重责大任，很顺利地落在他的肩膀上。

如此一来，法鼓山事业的兴衰就变成是台湾佛教界，未来能不能发展的整体性问题。这种运用经营佛教百年大计的高等教育作策略性的诉求，很容易就能与积极传灯的佛光山以及关注慈善事业的慈济形成市场上的区隔，难怪法鼓山的名号很快地就传遍各地。

可惜的是，法鼓山兴学的诉求，其实本身具有阶段性的限制。它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间提出时的确非常有效，但教育部随后决定开放设立私立大学，紧接着华梵人文工技学院、慈济医学院、佛光山附属下的南华管理学院就相继抢先成立，由中国佛教会筹办的玄奘大学也将开始招生。这种客观佛学教育形势的重大转变，使得法鼓山创办佛教高等学府的时效性尽失，再也不像当初那般吸引人了，再加上一九九○年代台湾岛外一流大学的佛教界博士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圣严在佛学教育界原先所拥有的高学历优势，如今已经不再特别突出了。 

d) 讲禅结合都市企业

备感市场行销管道日蹙的圣严法师，数年前赶紧提出“心灵环保”、“人间净土”的口号，以台北市的安和分院为活动重镇，力求结合企业人士，把宣教弘法的中心指向都市，推销﹁禅与企业管理﹂等新产品，希望经由这种新的行销策略来摆脱困境。

圣严法师推出法鼓山的企画案时，一般信徒的反应都异常热烈，初期每个月的善款据说曾有多达千万元以上者，如今恐怕全盛时期已过。现在为要成就法鼓山事业，各种开销必定大增，而如果台湾经济景气没有大幅度的改观，未来的募款活动能否在这次奠基大典之后，顺利恢复盛况，实在很难预料。同时，佛教界大家争相兴办大学的结果，是否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佛教的长远发展可能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