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将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身心解脱、修成佛道定为人生终极目标。佛教认为，人的命运受控于业力，业力受控于人心。人生之苦是自身的业报，非由他力，乃在自心。“放弃、消灭爱欲与对此五蕴之身的贪求，就是苦的止息。”因此，解除痛苦，达到人生目标之道在于明心见性、内向修行。

佛教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因为人的本性与本心与佛的本性无本质区别，“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教没有超越的创世者，释迦牟尼不是神，是人，是人中的觉悟者。人人有佛性，人人可以修炼成佛，只需“识心见性”，便可“见性成佛”。这是一个不依赖于社会或他人，不信赖于神或其他超自然的力量，“不依他力”，全靠自力，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修行，“自贵其心”，“自净其意”就能完成的目标。

 基督宗教认为，痛苦神圣意义在于，痛苦着即是参与着基督的救赎工作。人不能在自己人性的层面发现痛苦的意义，而是在基督痛苦的层面发现意义。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完成自己的使命，被钉十字架是痛苦，也是付出，而且是为他人付出，是一种大爱的表现，是救赎的恩典。十字架将爱与痛苦，将个人与世界融为一体。基督把自己的苦难对人开放，人如果分担基督的痛苦，也即是分担所有人的痛苦，从而也是承担人类的救赎工作，完成基督的救世工程。痛苦带来救赎，痛苦具有拯救人类的意义。这些内容和意义丰富了人世的痛苦，于是，人在此世所必须承受的痛苦，又因着信仰基督、参与基督的救赎工作而具有神圣的意义。圣化痛苦就是圣化生命。基督宗教呈现的以苦为乐，与佛教脱苦得乐形成巨大反差。

 对现世的回应和参与之比较

佛教的世界观大大强化了其不执着于世间万物的出世态度。佛教认为世间万物本质是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世间一切现象的生住异灭都是因缘的聚散而已，“一切诸法，因缘所生”。所以，佛教的创始者佛陀与基督宗教不同，对于世界与人类、灵魂与物质、永恒与瞬间、有限与无限等问题涉猎甚少，几乎没有作出正面回答。

佛教一定程度上予现实世界以价值的否定，故而国学大师梁漱溟不无偏激地说，“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偏偏有人要把佛教拉回到现实世界。太虚大师开创的“人间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法师也是力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融通真俗二谛，成就自他两利”。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认为，“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当代“人间佛教”的弘扬者星云法师要求众僧“人在山林，心怀社会”，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至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即便是积极入世的太虚大师也认为，宗教的主要功能在人心，救心重于救世，救心先于救世。他说，“人心的改善，确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一个国家的建设不外于政治与宗教，政治与宗教是互补的，但“政治齐其末，宗教植其本，宗教种其因，政治收其果”，提出“问政而不干治”的佛教政治原则。星云法师认为，佛法与政治是一致的，政治仅凭强力手段惩治罪恶，无法涉足人心，不可能解决人世间的根本问题。宗教可以劝化、感化、教化人心来补充政治之不足。“国家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行列，以佛教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精神武装，给予社会大众苦难时的安慰，失望时的鼓励。”太虚、圆瑛、赵朴初、星云等倡导“人间佛教”的佛学大师，终身致力于形成一种佛化的风气，佛化的社会。他们认为，净土非由神创造，而是由人心造作而成，苦中求乐，常乐我净；心净则人生净，则国土、社会、世界净；清净己心当下即是人间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觅净土；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当仁不让、直下承担。使佛教具有入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