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本的形成：内涵的取舍或意义的自生

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对历史极为重视的悠久传统，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史官文化，并影响了其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许多方面。这种历史传统重视通过对社会文化发展进行一种事实的搜集和文字上的整理，以便对其进行学术的总结，以有助于对历史发展的反思与审视。从社会文化特点上说，北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不论是历史典籍的出现还是文坛诗词的繁荣都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力量。这种文化的繁荣也必然地会影响到丛林内部的修行方式，并反映在其对经典的研习过程和教学传承之中，反映在其对丛林修行体会和言行的文字化整理及结集过程之中。这本身即是对禅宗思想进行总结的一个表现形式，更是其学术成果的体现。同时，灯录、颂古等文本形式的出现及其在社会和丛林中的流行，也说明了社会群体中存在着一种促进这种文本形成的强大的文化推动力。
 

在最为本质的意义上，“‘本文’就是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 它是对语言和行为进行的一种逻辑化和体系化的整理和表达。禅宗原本强调的即是一种不甚重视研文读经而重在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因此，其形成的一些文本及其反映的修行方式就有着自己的特色。但是，随着其修行理论的丰富，修行体悟的增多，一些禅师的思想体会和教学方法在丛林中得到广泛地传播，随后又陆续出现诸本灯录 。在此基础上，这些灯录与丛林中许多著名的禅师一起，在社会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和影响，这也为禅师构建了一个具有特色和内涵的人际交往群体。中国文化重视诗文历史的传统也因之在禅林中得到加强。

虽然禅宗强调不立文字，但是通过对禅师开示进行的记载形成了最初的《坛经》以及以《神会语录》等为代表的许多禅师相关的禅宗文本。经过从六祖慧能到北宋时期的僧团发展，禅林中的诸山祖师积累了大量的话头、修行体会，丛林中流传着大量的诸山长老的教学方法和开示记录。如何从中精选出一些深刻、丰富且有普遍意义的话头和文本进行整理以开示后学，这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用一种术语来说，即是要在众多师徒对话和启发过程之中，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教学模式或方法。这些话头、公案的数量很大，如珍珠一般地熠熠生辉，但又散见于丛林之中师徒的修行和学习之中。如何将珍珠串成项链，以体现其中的最大意义一直是众多禅师的关心之处。显而易见，将禅宗思想和开示进行文本化的处理与传播即是最好的方法。随着丛林文化的形成，宋代灯录之盛也就是一种必然的文化事件。此后，这种从“禅修……灯录(公案)……颂古的文本整理”的历史过程也就反映并促进了禅宗本身理论和教学与修行方式的文本化的进程。也即是说，从灯录到颂古正是禅宗思想发展和丛林文化的社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在此一历史阶段的学术整理过程之中，出现了汾阳颂古（998～1022）、雪窦颂古（1017～1021）、丹霞颂古（1102～1106）、宏智颂古（1131～1162）、无门颂古（1228～1233）、虚堂颂古（1265～1274）等多种颂古文本。

所谓“颂古”，其意本为颂赞古之行则，对禅宗古师的公案言语之内涵加以挖掘，以利后学。但是由于“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而已，” 所以，在此过程之中，公案以及禅师言行的意义也就随着文本的形成而被丰富，同时也有一些意义因为文本的有限性被流失或被掩盖。在众多的公案文本之中，以雪窦重显（980～1052）所作之《颂古百则》最为有名，影响也更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因为《颂古百则》取材于广受欢迎和禅门公案、雪窦重显具有画龙点睛意义的颂词和具有深刻内涵的开示之外，也是和园悟克勤（1063～1135）的评唱和重新解读与再次开示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丛林中在对公案的理解和参照上出现了对文本的多种理解或不易理解的状况，园悟克勤于是在雪窦重显《碧岩录》文本的基础之上，为《颂古百则》加以垂示和评唱，并对《颂古百则》在行文上加以补充，使《颂古百则》有了更丰富的文本意义和指导意义。园悟克勤在颂文之前加上了“垂示”以对该公案的意旨和可能的误区进行提示，在颂文之中加上“着语”以随文夹注的形式对文句进行思考与评语，然后再对相关的思想加以“评唱”，以对其意义进行发挥和表达个人的理解，并对其适用性加以说明，对阅读者可能的出现的理解和修行误区加以提醒。正如时人所评：“禅宗颂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骂祖，无所不为。间有深得吾诗家活法者，然所谓第一义，焉用言句。雪窦园悟，老婆心切。” 从雪窦重显集成《颂古百则》，到园悟克勤成书《碧岩录》，这里面不仅有一个对文本的整理过程，更有一个通过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和文字的丰富表述而完成对文本进行重新赋与意义的过程，这即是“愍以垂慈，剔抉渊源，剖析底理，当阳直指。” 显然，《碧岩录》的形成正是反映了园悟克勤对禅修方法的一种重视，体现了其丰富的文本内涵和深刻的禅行体悟。在行文中也时时闪着其编选者、拈颂者的佛学功底和对禅的修炼与体悟的精髓。如果说是雪窦重显把这些珍珠串到了一起，那么正是克勤把这些珍珠进一步打磨光亮，使它们闪耀出灿烂光芒，并进一步体现了它们的价值。

这种禅宗修行方式的文本及其形成过程反映了丛林中对其思想进行总结的努力。简言之，这种过程即是对禅门祖师在开示中的行为、动作、表情、眼神、音节、语言、文字等内容的记述或回忆。正如《净名经》中所说：“夫说法者，无说无示，不言不说，故云当如法说。”这有三个方面值得指出。第一，在这种记忆和记述之中，已经融会了领受者和转述者的理解与取舍。第二，在将这些记忆和记述进行文本转化与编纂的过程之中，也融会了作者或禅师对公案意义的理解、把握和拣择，并在此过程之中赋与了公案或文本以新的意义。第三，以现代的语言学理论言之，文本有着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同时，文本的形成也会伤害到意义本身。一个手势、一个指头、一个棒喝，任何的语言都不能言尽其包含的意义，在从音声形到文本的过程之中，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表层的和深层的意义之外，其意义会出现被丰富的、被流失的和被掩盖三种情形。在《碧岩录》的十卷文本之中，作者用了一百个话头或公案以体现内涵或开示禅机。这里面，即是对其本来意义的恢复，或对话头意义的拓展，对开悟机缘的体证等。
 

“文本”一旦形成，其本身即有着自己符合文本发展逻辑的内在涵义，此处不仿称之为“文本的自生意思”。最简单的例子即是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命运发展，在很多时候都是作者不能驾驭的，这是作品本身的叙事逻辑发展造成的，作者只能对此加以叙述和表达。人们阅读经典，正像人们可以透过围栏欣赏到作者精心种植的满园春色，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能够从各人不同的角度找到作者未曾注意的花草小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经典长读长青的客观性之所在。换言之，经典本身有着自己的意义和产生意义的逻辑必然，这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或者是被作者无意赋与的。保罗?利科尔将其理解成文本对于作者的意图、作品的情境和最初的读者的独立性，这即是所谓的文本的“自主性” 。

强调文本形成后、存在着那种符合文本逻辑的“文本的自生意思”。发现这一点对于读者来说即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是本文所谓的解释学方法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学重视对文本意义的发现、领会与验证，要求从文字或语言中读出作者在文本中赋与的意义或精神。这对于深入研讨经典文本、挖掘其中的时代价值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禅宗经典的解读更是如此。由于禅宗修行强调其个体性，禅宗精神又强调对事相或文本持一种不说破的态度，于是在简易的语言外壳下，其意义即会变得清晰而又晦涩、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也可能出现不一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确定性更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断裂，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学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意义的捕捉。所以，笔者认为，鉴于禅宗文本的特殊性和禅者修行方法的个体性，解释学的方法对于禅宗文本的当代解读有着重要的学术性价值。
 

简而言之，如果说此前的禅宗师徒的开示与修行主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禅师做出的某种音、声、形来对“意义”加以表现的话，那么，随着丛林渐渐对文本力量的重视，对禅宗修行理解和体证的文字化表述的进程便逐渐加快。禅者甚至更为努力通过一种语言和文本的力量而对禅的修行和精神进行一种文字通畅、优美的但又是内容丰富、说而不破的表达。他们也非常重视在这种从表现而到表达的过程之中，将文本的意义转化成思想的力量，并最终达到融会于行动和修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