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光：南京农业大学（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2010年11月22日，首届圆悟克勤禅师暨“茶禅一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昭觉寺隆重开幕。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建光在研讨会发表了题为《精致的禅机与随缘的诗境——解释学视角下的《碧岩录》思想研究》的主题演讲如下：

禅宗在其形成的最初一段时间，强调的是一种“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观。经过几代禅师的言传身教，这种独具思想特色的修行方式融入了禅宗的师承传统之中。唐五代之后禅宗思想兴起的文本化趋势，到了宋代造成了文字禅的兴盛和禅宗文本的繁荣。这种修行观和丛林精神的改变，一方面体现了禅宗思想和修行方式发展的逻辑必然，另一方面，也是与宋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对诗文重视的大环境是一致的，它体现了社会大众及士大夫阶层对禅宗文化发展方向的美学欣赏旨趣和某种要求。因此，不论对文字禅持有什么样的态度，都不能否认宋代文字禅的兴盛，本质上是对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尤其是唐代及其之前的禅宗修行思想成果积累的一种学术总结。这种总结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宋代众多的禅宗文本中，《碧岩录》是其中一株重要而又鲜艳的奇葩。它不仅反映了在日渐兴盛的宋代禅宗文本化的进程之中，圆悟克勤禅师对禅宗思想和文本的创造性和个性化的解读与再造，同时，作者还通过篇幅很大“垂示”和“评唱”，体现了自己对如何促进修行者和文本阅读者从借助文本到努力走出文本的一种开示。但是，由于禅宗师徒开示历来强调绕路说禅，强调不说破，强调敲山震虎，这种精神实质也反映在《碧岩录》的文本组织者的语言结构及文本的形成之中，因此这对后学者在阅读文本、体悟禅机时就造成了一种理解和把握上的困难。显而易见，由于禅宗文本的特殊性，利用解释学这样一种重要的学术方法对如何从《碧岩录》中读出应该有的文本“意义”之方法进行研究就有着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这对于我们更好地体会文本中处处所在的精致的禅机和随缘的诗境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解释学：对文本“意义”的某种寻找或验证

解释学（Hermeneutics），或称为诠释学，是西方文化中一种重要而历史悠久的学术解析方法。一般认为，解释学这个名词产生于十七世纪之时。但是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解释学的方法即得到学者的重视，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方法和特色。在其后的欧洲中世纪，以解释学的方法对《圣经》进行的研究曾经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产生了与之相关的释经学等学问。
 

至于文本中“意义”的存在与否，直到近代，欧洲学者如德国的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和法国的狄尔泰(W.Dilthey)等人，都坚持一种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精神，强调在一个具体的文本中存在着一种“本意”，读者的文本阅读即是要读出和领会其中的“本意”。 这种意义当然是作者所赋与的。当代美国解释学理论家赫施(E．D．Hirsch)甚至认为：“一件本文……没有任何一个含义能离开它的创造者而存在。”

20世纪以来，对解释学的研究以及对其用之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西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诸如保罗?利科尔 (Paul Ricoeur)著的《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加达默尔著的《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等著作。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解释学理论主张，在文本之中所谓作者的“本意”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对作者“本意”的任何寻求也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相信，当作者创造出了一件作品(文本)以后，这件作品(文本)就成了一个脱离了作者而有着自足的存在。
 

在历史上，对解释学的作用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角色有着多种意义的理解。如有的主张解释学是一种圣经注释的理论、有的认它是一般的文献学方法论、有的人认为它是一切语言理解的科学，、也有人主张它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等。现在，随着解释学的发展，它又被当代西方学者拓展到对存在和对存在理解的现象学领域，认为它既是重新恢复又是破坏偶像的解释系统，“人们用此系统来把握神话和符号后面的意义。” 

尽管系统的解释学理论是当代西方重要的学术方法，但在中国文化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形成和存在着一些与之相类的学术方法，它们也引起了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注意。同时，一些研究者也更加注意将之与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如在海外及中国的港台地区，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傅伟勋等学者在中西两种文化的交融辉映的背景之下，事实上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及文本放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加以解释，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并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像成中英先生提出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k）即是其重要代表性理论成果之一。在香港，曾经出版有黎志添著的《宗教研究与诠释学：宗教学建立的思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台湾学者赖贤宗也曾以解释学的方法对中国佛教的宗派和思想进行过研究，这些成果被汇编成册，并以《佛教诠释学》之名在海峡两岸得到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在中国大陆，解释学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前辈学者汤一介先生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曾对汉儒的“章句之学”、魏晋时代的“得意忘言”和“辩名析理”、佛教的“格义”等中国注经的传统学术方法进行了解释学上的关注。他并从解释学的角度将先秦时代的典籍注解方式归纳为三个方面：历史事件的解释、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 汤一介先生还对以解释学的方法用之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宏观思路和具体方法都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如《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一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等。 这些成果都影响到中国近年对解释学以及将解释学的方法应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推动了中国解释学研究和将解释学应用于中国思想文本研究的学术进程。其他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洪汉鼎主编的《中国诠释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李幼蒸著的《儒学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9）等。正是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之下，解释学的学术方法以及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简言之，解释学事实上就是从文本的角度探讨如何有效地理解文本中所蕴含意义的一种方法。尽管不同的解释学理论对文本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本文认为，“文本”一旦形成，其本身即有着自己符合文本发展逻辑的内在涵义，这种涵义可能是作者曾经着意赋与的，也可能是作者所不曾注意的，或者是注意不够的，更有可能是文本形成之后一种外在于作者的一种逻辑性的必然结果，本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借用解释学这个概念的。

在历史上，《碧岩录》因其对公案精选的丰富性和内容开示的启发性，对后学禅者的修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也因之受到丛林和社会的广泛重视，甚至被称为“禅门第一书”。但是，又由于其思想的丰富性、表达的简洁性，对读者和修行者对于其中“意义”的理解也容易造成一定的困难。显然，在此学术背景之下，将解释学的学术方法引入对《碧岩录》的理解与解读之中，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