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裕在大住圣窟不仅将《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的六种佛改造成为《略礼佛忏悔文》中的七种佛，而且在窟外雕刻《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中的五十三佛名，同时进一步将它们与《决定毗尼经》的三十五佛及《忏悔文》融合一体，创造出既来源于印度又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将两部经的礼忏对象和《忏悔文》熔汇于一炉的、中国北方有别于南朝的、新的礼忏体系。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其影响广泛而又深远，至今中国佛教信众早课、晚课唱诵、礼拜、修持的《八十八佛忏悔文》，便是从大住圣窟的礼忏系统衍生、发展出来的：八十八佛是由《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的五十三佛与《决定毗尼经》的三十五佛融合而成的。有研究佛教礼忏的学者认为，早课、晚课中的《八十八佛忏悔文》来源于信行创立的三阶教，可能是因为不知道大住圣窟刻经中由灵裕创造的礼忏系统。
信行没有受具足戒，按照常规，没有主持礼忏的资格。因此，信行的履历中没有留下任何礼忏方面的实践记录。相比之下，在灵裕的传记中却不断出现他传授礼忏的资料，如邺城佛教信众“皆从（灵裕）受戒三聚，大法自此广焉。”他规定：“若授以三聚，则七众备传。”离开长安之前，为隋文帝“受戒忏罪”等。《法苑珠林》还特别收录了灵裕的《总忏十恶偈文》。与大住圣窟《略礼佛忏悔文》中的七种佛名相比，三阶教的《七阶佛名》仅为一组逻辑杂乱的、缺乏内在联系的佛名堆积，其中第1、4、7这三阶都是“东方……十方”佛，不仅重复，更显作者佛学修养不足。最具本质性意义的是，《七阶佛名》中没有未来佛，因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明晰序列。三阶教身处末法时代，而且三阶教的理论和实践全部与末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三阶”标准均以正法、像法、末法为据区分，其独特的“普法普敬”和“无尽藏”也都是为了拯救末法中的佛教而践行的。但是，在他们每天“六时礼拜”的《七阶佛名》中却没有佛教徒殷切祈盼早日降临的、肩负复兴佛教重任的未来佛。这是大住圣窟的《略礼佛忏悔文》和三阶教的《七阶佛名》之间最重要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
虽然《佛名经》的一万一千或一万三千佛名是否在隋唐之际演变成为实足的一万五千佛名，现在还无法究明，但唐高宗晚期到武周时期神都洛阳盛行一万五千佛的礼忏修行，并且受到崇重，则是事实昭然的。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擂鼓台中洞洞内佛名铭刻为什么均尾缀“一切诸佛”，左壁、正壁和右壁下部为什么雕刻《付法藏因缘传》经文和二十五尊祖师像。因为，这些都是大住圣窟的特征：《略礼佛忏悔文》中的七种佛名均尾缀“一切诸佛”，大住圣窟前壁的二十四传法圣师像是依据《付法藏因缘传》雕刻的。
厘清了一万五千佛属于礼忏修行范畴，擂鼓台中洞门楣上“大万五千佛龛”六字铭刻的意义便展现出来，表明此窟具有礼忏功能。这样，《释门自镜录》所记神都太平寺合寺徒众“罄舍衣资，于龙门山造一万五千像一铺”，祈求祛除师父威整伤害蜘蛛的“宿殃”、疗治顽疾之事，便不可避免地与擂鼓台中洞直接地联系起来——太平寺僧众所造一万五千像，即擂鼓台中洞。
由此，武周时期一位酷似武则天的权贵女人——太平公主，在擂鼓台中洞浮现出来。
威整所在的神都太平寺，是太平公主所建。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极其宠信的爱女，太平寺以其封号为寺名，显系她的私家寺院。该寺僧众舍资造像，得到她的资助并请她担任大功德主，不仅可能性极大，而且几乎是必然之事。擂鼓台中洞规模宏大，造像精美，具皇家气象。如果仅靠太平寺“合寺徒众罄舍衣资”，无法造出这样高等级的大洞窟。
杜佑《通典》卷七记载：“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纵，造罔极寺、太平观、香山寺、昭成寺，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通典》的上述记载表明，太平公主不仅积极参与了香山寺的建设，而且使用的是府库公帑。
擂鼓台中洞的主尊是大型的弥勒佛倚坐像。武则天登基做女皇帝前后，薛怀义及御用僧人们造《<大云经>疏》，极力宣扬她是弥勒佛化身，女主降临阎浮提。当时，太平公主与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则天最信任、参与政治事务最深的三位皇亲国戚。擂鼓台中洞的弥勒佛大像，与《<大云经>疏》遥相呼应，在洛阳形成一经一像、南北交响的场面。显然，这尊造像具有拥戴武瞾当皇帝、崇奉她为弥勒佛下生的政治功能。
1965年3—5月，龙门石窟保管所温玉成、刘景龙为配合建设，于龙门东山南端、距擂鼓台东南约1•5公里处试掘几个探方，揭露部分遗址，推断此处为唐宋时期香山寺遗址。近几年来笔者与龙门石窟研究院专业人员多次赴该遗址考察，看到巨大的殿堂基址与若干皇家用瓦残片，一致赞同温玉成先生四十多年前的判断。
笔者2005年3月赴龙门石窟做擂鼓台区考古报告初期，注意到法藏在《<华严经>传记》中记述：垂拱三年（687年）地婆诃罗圆寂之后，“瘗于龙门山阳，伊水之左。门人修理灵龛，加饰重阁，因起精庐其侧，洒扫供养焉。后因梁王所奏请，置伽蓝，敕内注名为‘香山寺’。危楼切汉，飞阁凌云，石像七龛，浮图八角。驾亲游幸，具题诗赞云尔。”由此开始探索龙门石窟开凿二百年未在东山区开窟造像、武周时期突然在东山涌现大批石窟的原因，重点思考擂鼓台石窟与香山寺的关系。联系到武氏家族在长安和洛阳与地婆诃罗的法缘，以及武瞾驾幸香山寺、“夺锦赋诗”等史事，笔者认识逐渐明确：擂鼓台及东山石窟的开凿，与地婆诃罗瘗葬及香山寺的建立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008年在李崇峰同志的主持下，对擂鼓台窟前遗址进行发掘，出土唐朝遗存物品进一步显示，擂鼓台区可能是香山寺的别院。
擂鼓台与香山寺的关系逐渐明确之后，再来看《通典》有关太平公主造香山寺与《释门自镜录》有关神都太平寺僧人在龙门山造像的记载，联系到太平公主与神都太平寺的关系、擂鼓台中洞的巨大规模、主尊弥勒佛大像的政治功能等情况，她耗费府库大量资财所造的香山寺，不会仅仅只有寺院，一定包括“石像七龛”，首先是其私家寺院僧人舍资开凿的擂鼓台中洞。
现在，以一万五千佛为线索，认识到擂鼓台中洞的礼忏功能，进而经由神都太平寺僧众造像祛除“宿殃”之事，追寻出太平公主。对于学术工作者来说，这是无比快慰的事情。不过，擂鼓台区没有留下任何唐代碑刻，文献中也没有任何有关擂鼓台开窟的记录。现在，我们对于擂鼓台中洞的宗教和政治内涵及其历史背景的探讨是初步的，仅仅是从外围逐步向核心靠近，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加重要的发现。探讨中存在着缺环，恳请得到批评教正。
德国海德堡科学院蔡穗玲博士、赵洲博士，海德堡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陈婷婷，龙门石窟研究院焦建辉、李兴隆同志对本文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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