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强：对《房山石经》中镌刻书法的几点认识

2011年04月21日 13:32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张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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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推动云居寺文化景区建设，更好地保护、研究、管理、利用房山石经这宗珍贵的文化遗产，2011年4月21日北京市房山区召开纪念房山石经开洞拓印55周年暨房山石经研讨会。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审张永强在研讨会上做了《对<房山石经>中镌刻书法的几点认识》主题发言，内容摘要如下：

房山石经在经历了隋唐和辽金两个雕造高峰之后，沉寂千年。清末以来，因其书法艺术，房山石经再次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当时的一些金石学著作，如武亿《授堂金石续跋》、叶昌炽《语石》、赵之谦《续补寰宇访碑录》、赵魏《竹崦庵金石目录》等，先后予以著录。

千年以来，房山石经多秘藏于寺内地宫和山上的藏经洞中，学者无由全面观摩研究。直到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等单位对云居寺和石经山藏经洞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发掘与整理，对当地的碑刻和经石作了全面的传拓。如今，房山石经的整套拓片分藏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及上海、吉林的六个单位和地区。现笔者不揣浅陋，根据中国佛协刊布的房山石经拓本和新发现的相关图片、文献资料，试对房山石经的书法艺术、特别是隋唐辽金时期的刻经书法作简单的探讨，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徐自强、吴梦麟两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房山石经的书法渊源与特点

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佛经摩崖刻石，是本世纪初在河南博爱青天河北魏永平二年（509）《妙法莲华经普门品》，此经刻于峡谷数十米高的绝壁之上，保存完好，其书体与同时期的写经墨迹差别不大。北朝后期，受到末法思想的影响，摩崖刻经盛行于北方。主要有河南安阳小南海刻经（北齐）、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南北响堂山刻经（北齐）、涉县中皇山刻经（北齐）、山西风峪刻经（北齐）、山东泰山、峄山、铁山、岗山、尖山、徂徕山、水牛山等地刻经（北齐、北周）等。汉字经过南北朝时期三百多年来的演变，隶书已经演化为楷书，并趋向成熟。而这时刻经所用的书体，多为“隶楷书”，实际上是以楷书的形体，装饰以隶书的波磔罢了。

房山石经最初的镌刻者静琬，主要活动于隋唐之际。他刻经久藏的主要原因仍是北周以来的“末法”思想。这在著名的静琬唐武德八年（六二五）题记、贞观二年（六二八）题记，以及贞观八年（六三四）题记中也多有反映。受北朝摩崖刻经的影响，静琬最初是将经碑嵌于雷音洞壁间，其继者又将佛经刻于石碑，凿洞秘藏。作为时代的产物，房山石经的书法延续了北朝末期的风格，见证了我国书法艺术、特别是楷书从发展成熟到高峰的演变过程。

自隋唐以来，随着有组织的书刻石经活动在燕京地区的展开，辽金弥盛，出现了不少善书者和镌刻碑版的高手。隋唐时期大碑书刻经文不便的弊端，到辽代通理大师时得到了改进，这样极大方便了书经、镌刻和摹拓流布。这种方式，为金代的刻经所沿用。单纯从书法的角度看，自隋至金，房山石经的风格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和类型，这与同时期汉字的演变规律基本上是相一致的。

第一阶段隋末唐初。

经徐自强先生的考证，肇始房山刻经事业的静琬法师，是继承了其师隋代的高僧灵裕的事业。灵裕自隋开皇九年（五八九）开始在位于河南相州宝山大住圣窟（今安阳市善应镇南平村万佛沟）开始刻经活动，先后镌刻当时流行的佛教经典十余种。静琬在房山雷音洞内的刻经，有不少与宝山刻经相同，或者是灵裕曾经撰述研究过的经典。在书体上，二者也有相通之处。表现为字体扁平欹侧，方劲古朴，捺画突出，尚未摆脱“魏碑”和隶书笔意的影响。此时的刻经书迹，以唐武德八年（六二五）题刻、唐贞观二年（六二八）、贞观八年（六三四）静琬题刻以及雷音洞内的早期刻经为代表。类似的朴拙书风，在初唐的碑刻中也有，如颜师古书《等慈寺碑》（贞观四年，六三〇）。可见此时房山石经的书体，主要是北朝和隋代书风的延续。

第二阶段开元、天宝年间。

施助，其所赐大唐新译经四千余卷成为石刻经本。而护送这批经籍的，则是当时的高僧、《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升。这批来自宫廷的精美写本，成为此后房山石经书、刻的范本，也迎来了房山石经雕造史上的第一个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刻经书法，崇尚虞世南、褚遂良的楷法，瘦硬通神，与传世的唐代写经墨迹酷似，书法水平较高。这对于比较唐代写经墨迹与刻经之间的演变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大约从唐元和年间开始，房山石经中出现了在经碑额题两侧装饰佛像或花卉图案的现象，这种书画合璧的经碑在视觉更的美观了，客观上也为后人保存了唐代的美术资料；与此相应的，此后经碑上的文字越来越小，至有行书入碑者，书刻渐趋草率。

第三阶段辽金时期。

现辽代的书法作品主要保存在石刻中，而地处燕京的房山石经中的辽代刻经，占据了目前发现的辽代石刻的绝对数量，达四千余石，为研究辽代书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辽金书法继承了唐末五代的风格，这一时期的特征，就是崇尚法度，欧柳书风盛行。房山石经中数千石的辽金写经碑版，多是以欧柳书体写成，这与当时逐渐普及的雕版印刷经藏的字体接近，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考古发掘的辽金帝后的哀册，以及目前发现的辽代碑版上的书法，也是以欧柳书体为主，可见当时的书法风尚。

元代以后，由于较大规模的石经雕造活动已经停止，刻经书法的水平也呈现下降趋势。

房山石经的镌刻者与《契丹藏》

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还要有了传神的铁笔，才能更好地表达其艺术神采。物勒工名，千百年来，房山石经的雕造，是由僧人和民间刻工共同完成的。比如金代著名的刻工，有吴氏、宫氏、邵氏等家族，其中的宫伯元，还是著名的金大定七年（一一六七）《吕澄墓表》（任询书丹，蔡圭篆首）的镌刻者。这方面已经有前辈作了专门的整理研究，此不赘述。

唐末五代，是我国书籍从写本到雕版印刷术普及的关键时期。从目前发现的几种辽刻《契丹藏》（包括雕本与石本）上，有卷轴装、蝴蝶装、册页装，不一而足。然而，其书体都是森严恭谨的欧体书法，这与房山石经辽代刻经的书体是一致的。房山石经中的有些刻工，还参与了《契丹藏》的雕造活动，二者之间在雕刻技术上是互相影响的。值得注意的是，通理大师主持镌刻的经文，据统计约四十四帙，四千余石。这样庞大的书、刻经籍的工程，是从辽大安九年（一〇九三）正月初一至大安十年（一〇九四）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堪称奇迹。这说明在通理主持刻经的当时，燕京一带可能已经存在着一支书刻经藏的专业队伍了。解放后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应县木塔中发现的雕本卷轴装《契丹藏》，其卷帙和《千字文》编号与房山石经辽代刻经完全相同。河北唐山市丰润区发现的辽重熙十一年（一〇四三）“契丹国燕国长公主”、“燕京左街僧人琼煦雕造”的《大方广佛花严经》（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〇七一六九），尽管已改为蝴蝶册子装，册内仍保留了“平”至“伏”的《千字文》编号，与房山石经编号相同。又如丰润发现的辽刻《妙法莲华经》（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〇七一七五），蝴蝶装，卷后有咸雍五年（一〇六九）“燕京弘法寺提点雕造僧方矩、天王寺校勘僧志延”发愿题记。此僧人“志延”与《契丹藏》关系密切，咸雍四年（一〇六八）他曾为著名的《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撰文，他的大名还多次出现在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以及房山石经题记中，曾书刻经碑数种。由此可以推定，参与雕造《契丹藏》的僧众，同时也是写、刻房山石经的骨干力量。

据文献和碑刻记载，《契丹藏》刻成后，辽清宁年间，妙行大师尝于北京怀柔蛇山雕造大藏经一部。僧人志智在燕京募化造经一藏；咸雍年间，信士邓从贵舍家资在阳台山清水院(今北京西山大觉寺)刊刻藏经一部；大安年间，析津府安次县刘维极等也曾藏《契丹藏》一部；涞水县信士董某舍其家宅为金山演教院，以专门庋藏大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