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具备了东方神韵的观赏价值。在今天看来，房山石经和隋唐书法不仅是最有价值的文物，而且也是我国雕刻和书法艺术的宝库之—，同时也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在唐代太宗、高宗均擅长“飞白书”，这就使得书法与碑刻有效结合起来，多种书体形式、风格构成唐代书法艺术的丰富性和观赏性，形成了大量碑刻流传于世。除了书法墨迹和碑刻遗存之外，写经也成为唐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写经多以端正的小楷字体，初唐时期是继承了隋代清秀修长的书体风格，如故宫博物院藏国铨所书的《善见律》，楷法遒媚有褚、薛遗风趋清瘦修长。到开元天宝年间，笔画渐趋润厚，如索洪范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大般涅槃经》、《妙法莲华经》等风格基本一致。至晚唐文宗时期，写经书体渐趋肥厚，结构形体由修长逐渐变宽，如乾宁四年国福所书发愿文，端严清润，还有智僧大和尚在佛坛讲学的稿本有王羲之、智永一脉相传的遗范，笔法精到，与一般写经中规中矩严谨端庄的作风不同。房山石经绝大部分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严谨，呈现出历代不同的风格，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书法风格的变迁过程和文字的演变过程。隋代的刻经已是当代高手所书，唐代的刻经，更具有当代书法的优美风格。与欧、虞、褚、薛等大家的碑刻相比也无逊色，其艺术价值之高，早为书法界所称道，可以说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清查礼的《游题、上方二山日札》中对石经书法记载说：“石经洞宽广如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石垒砌，即隋静琬法师所刻佛经也。字画端好，有欧褚楷法，无一笔残缺。”。房山石经里融入了隋唐书法艺术的精髓，有些经版上出现的线刻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艺术形象，生动而丰富地表现了当时幽州地区民间艺术的风格，极大提高了石经的艺术品位，同时书法里加入了经书的元素，为书法艺术增添了新的内涵，可以说是至真至美、相得益彰。而石经里体现的东方神韵的观赏价值，这要从隋唐书法的特色上来加以分析和提炼。众所周知，盛唐社会崇尚形体丰美，甚至将体貌魁伟列入到科举考试的基本条件，隋唐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追求一种效仿人体形态的丰肥健美。同时由于当时禅宗十分流行，给人们以自然和随意的环境，形成了人们任性无束的时代情感，突显在艺术追求上就表现为打破常规，营造了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能给人以舒适完美的感官享受。因此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石经艺术，无不体现一种东方古国的神韵，这也是能够引发文人骚客们对石经和书法情有独钟的主要原因。
三是推动了文明古国的文化传播。房山石经3500万字，字字工整俊秀，据专家考证无一错字、漏字，在石经许多经文后面的题记中发现了一些后代天宝至贞元年间北方州郡的手工业和商业的行业资料，特别是大历以后，出现了较复杂的手工加工业和经营百货的商业组织，反映了当时涿州地区工商业生产组织和发展情况。还有的题记中有刻经人的官衔，有些可与史籍相印证，有些则可补官志所载之缺。就佛教史来说，一个时期石经刻造数量之多寡，说明一定历史条件下佛教发展的盛衰。隋唐以来的石经，对于校勘木刻藏经的误字、脱字等，更是最可靠的依据。例如第三洞中存放的唐初玄导所刻的《胜天王波罗蜜经》上发现一篇经序，订正了日本《大正陆》所载经序中的误字和脱字多达26个。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它对我国古代文化、历史、艺术以及佛教历史和典籍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房山石经保存了六十余种各种大藏经没有收入的经典，这些佛经都是历代相传遗失或未曾有过记录的译本，其所用《高丽大藏经》和《契丹藏》两个底本现也已遗失，因此房山石经的发现填补了多项经书的空白，对于佛教文化传播实属一大幸事。而隋唐书法对于文化艺术的传播促进作用更是功不可没，清代叶昌炽《语石》中说：“隋代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该承险怪之后，渐入坦夷，而在整齐之中，仍饶浑古，古法未亡，精华已泄，唐欧、虞、褚、薛、徐、李、颜、柳诸家精诣，无不有之，此诚古今书学一大关键也。”这种承上启下、创新发展的隋唐书法艺术至今对我们的学习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说无论是房山石经还是隋唐书法，两者存在着促进文明古国文化传播的历史作用。
四、房山石经与隋唐书法艺术繁荣鼎盛的历史原因
房山石经与隋唐书法艺术的鼎盛，究其原因不是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唐初唐临所著的《冥报记》中提到：“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财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图后记》中也记载唐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主请奏赐田、赐经资助禅师玄法刻经。唐太宗亲笔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评论，称颂其书法“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并专门设立了书学和书法官。从中可以看出，房山石经与隋唐书法艺术之所以繁荣鼎盛，其重要原因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倡导。静琬和玄法刻经是在萧太后及其弟萧瑀和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的大力施助下才得以完成的，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历朝历代的地方势力相助也助长了刻经事业或书法艺术的发展，如幽州节度使刘济，还有安禄山、史思明等割据势力等，这也说明了这一事业当时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统治者推崇、地方势力资助、人民大众拥护，三者结合促成了房山石经和隋唐书法艺术迎来了空前发展的春天。房山石经与隋唐书法艺术同时见证了古国文明的博大精深，研究房山石经离不开隋唐时期的书法艺术发展，隋唐书法艺术缺少了房山石经也会留下缺憾。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是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共同义务，研究、传承和发展这种艺术也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应担负起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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