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我与上海玉佛禅寺的佛缘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编者按：2012年12月13日，上海玉佛寺值建寺130周年之际，将隆重举行系列庆祝活动。佛教高僧、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襄盛事。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教授为庆典发表了题为《我与上海玉佛禅寺的佛缘》的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130年前，一位普陀山的僧人因为从缅甸请回来的玉佛没有地方存放，暂时放在了上海的一座小庙，没有想到这个因缘却促使中国佛教史上的名蓝出现，这座安放玉佛的寺院亦因有了这尊东方维纳斯——玉佛，而享誉于东方佛教界，让在中国佛教界里声名鹊起的玉佛寺安立在佛教界。

一、初谒真禅大和尚

我与玉佛寺的因缘，可以上溯到20世纪的90年代。但是我对玉佛寺的向往，早已有之。出于家庭的背景，早就在父辈那里听说了玉佛寺的名声事迹，但是囿于我们都生活在那个极“左”思潮影响的特殊年代，我始终没有能够到这座寺院谒拜，只能静静等待这个缘份的到来。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南北大地，中国佛教也在春风之下开始苏醒，从此迈进了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玉佛寺作为上海的龙头寺院，重新获得新生伊始，就迸发出勃勃生机。80年代的佛教正处在恢复疗伤、走向复兴的时候，玉佛寺已经在中国佛教界声名鹊起，以真禅大和尚领导的玉佛寺僧团将上海佛教事业做得有声有色：玉佛寺最早举行方丈升座的活动，真禅法师率团到印度访问，玉佛寺恢复佛事活动，真禅法师到美国弘法，真禅法师升任相国寺方丈等等，南方传来的佛音经常搅动着北方的佛心，虽然我没有机会到玉佛寺参访，但是我对它的向往则更加浓之。

1991年，我协助四川峨眉山佛教协会召开了当代中国佛教史上首次由佛教界自办的“西南佛教与峨眉山佛教”研讨会，之后佛教界开始办文化的热情渐渐高涨，上海佛教界不失时机地又走在了前面。真禅法师已经注意到佛教文化的重要性，他除了自撰佛学著作之外，对佛教文化建设的工作开始倾注心血，在他的关心指导下，上海佛教界接连召开了“圆瑛佛学思想讨论会”、“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应慈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 等等，佛教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开始由上海佛教界起带头示范作用。

1993年“圆瑛佛学思想讨论会”是改革开放后上海佛教界最早举办的学术活动，乘着这次会议的举行，我第一次走进了玉佛寺。那个时候的玉佛寺与现在的玉佛寺没有两样，现在的玉佛寺只是在后院多了一个觉群楼。玉佛寺面积不大，建筑拥挤，看不出什么特色，但是整个庙院香火袅袅，信众云集的热闹景象却给我留下了深深印象。那尊东方维纳斯——缅甸玉佛也让我感到震撼，玉佛通体剔透，毫无瑕疵，是纯洁的象征。造型有致，线条有型，是艺术的典范。圆润凹凸恰到好处，秀美身材辣而不惑，唯有端庄而不起邪。玉佛表情安详，面带微笑，充满温馨，娇媚温柔，落落大方，雍容华贵，气质极佳，传统东方女性内秀高雅的气质一展无余。多少年后，我在参与一些地方寺院建设的时候，时常会想到这尊让人难以忘怀的玉佛，期望能够将她的金身再在新的寺院重现。

1995年真禅大和尚八十大寿在玉佛寺举行，我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了这里。早在前两年参加上海的佛教活动，就与真禅大和尚多次相见，但是我等小辈只能在远距离的情况下目睹大和尚的风采，聆听他的开示。祝寿活动期间我随着众人一起前往方丈室谒见大和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大和尚近距离接触。谒拜之后旁边的人向大和尚介绍我的情况，尽管大和尚当时非常疲惫，但是他听到我的名字以后，摆摆手说：“我知道你。哪天我们可以聊一聊。”接着又问了我家里的情况，特意嘱咐让我向家里老人问好。这让我感到惊奇而又受宠，想不到我这个无名小卒还能纳入大和尚的法眼。高僧的形象始终是以慈悲为怀而展现的，真禅大和尚平等亲民的形象就是当代高僧的楷模，可惜的是就在这次见面不久，大和尚离我们而去，他的圆寂消息传来之后，我一时无语，心有梗阻。真禅大和尚最后建塔在江苏常熟兴福寺，这是我的老家，每次到了兴福寺，我都要到大和尚的塔前静坐一会，表示对他的敬意与怀念。

二、佛教文化在玉佛寺

真禅大和尚圆寂，觉醒大和尚接了真禅大和尚的衣钵，主持玉佛寺的工作。随着全国各地佛教界办文化事业的热情高涨，我也经常应邀到各地去帮助寺院举办文化活动。我一直认为，寺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更是佛教文化建设的主体，寺院不做佛教文化的工作，就是最大的失误，佛教的慧命能否传承下去，关键还是在寺院，只有僧人有了文化自觉的动力之后，佛教才可能全面复兴。民国高僧慈航法师曾经讲过佛教的三大救命圈是“文化、教育、慈善”，指出了佛教慧命的所在，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努力地协助佛教界寺院的文化建设，希望能够让佛教文化在复兴佛教的浪潮中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把佛教文化推广到全社会，甚至走出国门。

从90年代中期开始，觉醒大和尚制订了玉佛寺的发展战略，以“文化建寺，教育兴寺”作为玉佛寺未来发展的理念。从这个时候开始，玉佛寺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文化建设成为玉佛寺的一项主要工作，产生了诸多的成果，在教内外有了影响。

真禅大和尚生前对佛教的文化出版事业非常关注，他勤于写作，钻研佛学，博采众长。他宗属临济，教在华严，行归地藏、普贤，生前著有《玉佛丈室集》十册、小丛书若干本，另有大量的佛学思想与论文在海内外发表。觉醒大和尚继承乃师遗志，为了发展佛教文化，玉佛寺专门成立了当前寺院少有的文化研究专职部门，以实体的组织形式，将文化建设纳入了固定与长期的工作之中。为了解决从事文化的人才问题，玉佛寺专门在社会上招聘了专业人才，许多博士和硕士都到寺院工作，在佛教界率先做出表率。多年来玉佛寺文化研究中心注重成果的开发和课题研究，创办了《觉群》、《觉群佛学》刊物，出版了丛书与译丛，举办“觉群文化周”，开办居士佛学教育班等等。有声有色的玉佛寺文化事业，不仅使玉佛寺的文化品位与寺庙的文化含量増加，其社会影响也随着寺院的文化事业不断增大大，如今玉佛寺的文化活动不仅在上海地区独占鳌头，而且在全国佛教界里也居于前位。

玉佛寺佛教文化事业初创，我曾经适度参与过。特别是佛教丛书，我曾多次从北京专程到上海，与慧觉法师、曹曙红主任，以及学者们一起讨论是书的体例与名称，审阅过作者的提纲。我感觉到玉佛寺的僧人与工作人员确实是想做一些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工作起来非常投入。我曾经听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有时忙起来可能几个星期都回不了家，正是在这么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下，玉佛寺的文化事业才有了大的发展。我自己认为，玉佛寺文化发展的特点是充分调动了学者的积极性。方丈觉醒大和尚就是一位文化型的僧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地学习，热爱学术，先后取得了硕士与博士学位。在他的带领下，尊重学者、关注学者成为玉佛寺的传统，又由于寺院文化有了学者的参与，其文化成果增加了学术含金量，玉佛寺每年举办佛学研讨会，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的学者前来参会，不仅为玉佛寺提供了优秀的成果，增强了与全国各地学者的紧密联系，而且增大了玉佛寺的影响，声名更加远扬。

在日常的寺庙文化工作中，玉佛寺《觉群》编辑部的主力都是来自于各大学的硕士与博士，有的人甚至是大学教师，辞职后专门到寺院工作，专心致力于发展寺院文化，其精神可嘉，境界崇高，更值得赞叹！同时，有了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参与，保证了文化工作的质量，也为寺庙文化事业做大做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玉佛寺已经不再依赖于外界的力量来维持日常的文化工作，而是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组织构架，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