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难来临怎么办？一位兴教寺僧人的追忆和祈祷

新中国的兴教寺和常明法师

新中国建立以后，兴教寺和玄奘法师的爱国精神再次得到了彰显，并且为新中国巩固和建设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形势严峻，国际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兴教寺发挥了玄奘法师的国际影响和宗教地位，迅速为外交打开了一条新路。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在兴教寺接待外国领导，组织进行外交活动。因为当时妙阔法师年事已高，为兴教寺安排一位德才兼备，受宗教群众拥戴的住持，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考虑的一件大事。

1958年夏，中国佛学院的常明法师完成学业，本来打算继续亲近法尊、巨赞、正果、赵朴初、王恩洋等诸大善知识，穷研教理。却因为周恩来总理向赵朴初的询问，向兴教寺推荐一名学识和德行，法相和持事可堪重用者，后经巨赞法师联系，陕西人民政府礼请，常明法师住持兴教寺。

1959年春，周恩来总理陪同印度王子访问兴教寺。同时询问常明法师住持兴教寺以来的工作，是否还需要政府帮助。常明法师很感谢政府的关心，并表示能克服一切困难，请总理放心。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兴教寺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后兴教寺对外的宗教交流增多，特别是日本的净土宗曾多次访问兴教寺。即使在“文革”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僧人星散，常明法师始终本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发扬弥勒菩萨“立定脚跟，大着肚皮”的忍辱精神，坚守兴教寺。常明法师后来回忆，在红卫兵强迫了许多僧人还俗的年月里，他心里常常念着玄奘法师在西行取经路上的誓言“宁可往西行一步死，绝不向东半步生”。那时在北京的巨赞法师和正果法师也受很严重的打击，他们也没有舍戒还俗，何况他自己“占了玄奘大师的光”，怎么敢有还俗的念头？佛教讲“知恩报恩”不是空的。

冬天的阴霾还未散尽，春天气息已经回来。1978年春兴教寺的常明法师和赵朴初、正果法师等各地高僧，组织为“中国佛教代表团”首次赴日本参观访问。此次活动为落实宗教政策做社会舆论和寻找具体可行性的方法。从此兴教寺，对外宗教和文化的交流活动生机勃勃的开展。

1982年，寺院彻底交给僧人管理。1984年，常明法师正式荣膺方丈，名山得主，海内外缁素的道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兴教寺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机。

落实宗教政策后，常明法师严净毗尼，最早再现圆顶方袍的传统僧装，很多文革中失去寺院的僧人，一时又回到兴教寺，兴教寺也恢复了收徒传法的宗教生活。为解决迅速恢复寺院带来的僧众不足的问题，1987年3月，兴教寺方丈邀请河南佛协会长净严法师为戒和尚，兴教寺传千佛大戒，成就僧尼220名，居士数百，合约千计。而这次传戒实际因为净严法师年高（96岁），只是名义上的戒和尚，实际工作和担任戒和尚的人是常明方丈。从这一件事上，看见到常明方丈虚怀若谷，尊重耆宿，淡泊名利的僧格。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常明方丈，在兴教寺恢复的众多工作中什么是最中心的，他说：“赵朴初先生说我们当前最根本的任务——第一培养人才，第二还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这种处处彰人荣誉的生活细节，远比到处讲“无我相无人相”的清谈更见其宗教修为。因为精深的宗教修养和低调务实的僧格，前来依止者不绝于路，常明法师一生度出家众200余人，在家居士难以数计。传戒说戒几十堂，戒子法子无数。还有很多人投兴教寺，依止座下长期修学者。这些僧人成为了后来西安，西北乃至全国佛教恢复发展中的宝贵人才。为近光遗法，远绍如来，常明法师足迹还到过韩国，泰国，尼泊尔等东南亚诸国及两岸三地。

在佛教文物保护方面，常明法师也做出很大的贡献。文革期间老和尚曾深夜独自转移稀世佛宝，巴利文贝叶经和玄奘法师的感应舍利。收藏了元代十帧地狱变相和弥勒净土变等。收集了散落在民间大小佛像，手抄经卷，牌匾石刻。1982年后针对唐三藏塔向南倾斜问题，对寺院南边进行护坡加固工程，对寺院里和北面进行栽树种花绿化。1991修建卧佛殿，殿内供养一尊长9.8米的香樟贴金卧佛，1994年和日本唯识宗奈良药师寺的信众一起举办了开光典礼。2005年兴教寺开始建设三藏院，现在已经完工（属申遗拆迁违章建筑）。

常明法师，号省悟，俗名季宽仁,生于1918年，咸阳马泉乡大泉村人， 1937年4月入终南山紫竹林，礼拂尘老和尚出家，1939年依心道律师受具戒。此后住终南山南五台修习禅观和医术，时有雪峰禅师赞曰：“孤峰独宿观自在，空山习静学法王”闻名于城南。1949年后云游四方禅林，遍访宗匠。受来果禅师，虚云老和尚本分钳锥，炉火纯青。后在中国佛学院铸颜，依止巨赞、观空，正果，王恩洋等学习教法，熟谙唯识法相学。1958年毕业后，应政府邀请到了兴教寺，1984年升任兴教寺方丈。2009年春入灭。

正如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说：常明法师为人低调，处事谨慎，遇事随和，个性谦虚，心智沉静，生活悠闲，是那种既有慈悲，也有智慧，看得开放得下、慈祥随和的老人，所以，无论从其贡献来看，还是从其品德来讲，都堪称当代难得的高僧。

常明法师早年习禅，壮年学教，皆有宗家名师提携，却一生不开法席，不事著作，只是删繁就简，教人念佛法门。这是不是唯识学派所说的“菩萨入见道位时，智与理冥，境与神会，不分能证、所证”。后人不解，问于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人间佛教的实践

岁月荏苒，玉兔如梭，2000年后，兴教寺适应佛教徒向知识层过渡的历史潮流，添置了寮房，新修三藏院和闻慧堂，置办了一部分电教实施，改造了香积厨。兴教寺联系香港杨钊杨洪等杨氏家族，大力践行慈善活动。陕北地区实施甘露工程，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关爱弃婴；在兴教寺举办多次护国息灾法会等等活动。杨氏的这一系列善举，影响陕西的居士和商界人士，很多人也开始以他们为榜样，热衷于佛教事业和慈善事业。杨氏更为在终南山苦行的300位法师，每年提供一份固定的道粮款。兴教寺引导信众实践人间佛教的过程中，佛教的慈悲，智慧，自觉觉他的大乘菩萨精神不断得到开发，为人们在新时期提供了人伦和道德的新标准和新榜样。

爱国思想的宗教内核

著名学者高振农说；“玄奘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旅行家和佛学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所闻所旅达一百三十八国。期间历尽艰险，始终不屈不饶。特别是不为名利所动，坚决拒绝了印度国王和学人的恳留和百般阻饶，毅然东归。回到祖国弘扬佛法。回国后又婉拒唐太宗劝其还俗出仕的主张。矢志不渝地现身佛教事业，成为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鲁迅说他是‘中国的脊梁’，梁启超则称他是‘中国佛学界第一人’。现在，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玄奘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的确，近一百年来，兴教寺从殿宇楼阁的恢复，到法嗣遍天下的昌盛，向上追风到玄奘法师，近世取决于妙阔法师和常明法师不断孜孜以求，把佛教的爱国主义和宗教修为的圆满结合。亲炙着玄奘法师爱国思想的佛教团体，兴教寺的四众弟子必将发扬祖师和过去老和尚们的爱国主义的家风。

那么，兴教寺四众弟子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核是什么？

1、玄奘法师首先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国际性的文化学者。而这个伟大的国际性文化学者，他所表现出来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优秀的思想，这种思想当遇到外来侵略时，它便转为民族大义；当处在民族文化的转型时期，它便转为对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成分的肯定和继承。这一点即是对传统文化文化的一脉相承和共同认识及肯定，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最大，包括没有宗教信仰的先进分子。

2、佛教徒在正式皈依佛陀那天，都要面对佛陀和大众宣布“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而玄奘法师，妙阔法师，常明法师和康寄遥等，正是四弘誓愿的实践者，他们的爱国思想是和荷担如来家业忠贞的殉教情操是一致的，而且相辅相成。

3、正如唐太宗的《三藏圣教序》中赞叹玄奘法师那样：“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 。其实“松风水月”“仙露明珠”所描写的空性和圆融的意境，正是佛教徒追求的禅悦境界，而甲马休征，天下康宁，政通人和，尧舜之日，无疑是佛教徒所追求的和谐，清净的禅悦境界的外化。

4、《梵网经》中说“不作国贼”。 “上报四重恩”，其中有一条就是报国土恩，这说明佛教历来有爱国的光荣传统。知恩报恩，也是大乘济世思想的菩萨行。

平安了，才能护国！

佛教团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发掘本寺院的历史人物，应该接合本宗派的教义理论，使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佛教徒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义要与时代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不同的形式，或为建寺保护文物，或为民族大义，或为宏宗演教，等等。

回顾兴教寺的历史，爱国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在近百年的岁月里，兴教寺由衰转盛，正是发扬佛教爱国主义传统与历史实际结合的具体体现，也铸造了兴教寺爱国爱教，发扬传统，兼容并包，反对无益清谈，稳健扎实的家风。在新的时代里，兴教寺继往开来，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过程，让爱国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为人们提供伦理和道德的支持。香港居士杨氏在西北地区，以兴教寺为活动中心，成就了一系列的弘法和慈善事业，就是佛教爱国主义传统的时代典范！

殷切祈祷老和尚慈悲加护兴教寺祖庭能度过此一劫难，还出家人这片清净的修行空间，兴教寺平安了，才能“护国”！